（一） 四位名誉校长提出“835建言”

1983年5月中旬，教育部在武汉召开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与会的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和浙江大学名誉校长刘丹、天津大学名誉校长李曙森、大连工学院名誉院长屈伯川在听取教育部长何东昌《关于调整改革和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若干问题》的报告后，共同讨论并起草了一份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建议书。这份5月15日寄出的材料题为《关于将50所左右高等学校列为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的建议》（转引自《匡亚明教育文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285页。这份建议书的要点曾以《建议加速建设一批重点大学》为名在1983年6月9日《中国教育报》发表。），其要点如下：

1. 坦诚批评政府对教育投资不足并指出它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

建议书指出：“目前我国教育经费太少，智力投资和经济建设投资不成比例，不相适应，使得高等学校多年来一直处于房屋少、条件差、教学科研活动和师生生活不够稳定的状态中，发展提高都有困难。”

2. 阐述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和增加教育投资的重要意义

匡亚明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指出，增加教育经费“不只是学校的事，而且是整个国家的事”。（1983年5月9日《中国教育报》。）在建议书中，四位名誉校长强调，重点建设的50所大学“不仅将是我国90年代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更将是我国在科技文化领域中赶超世界水平、加速社会主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骨干力量”。

3. 提出并论证“像抓重点经济建设那样，选定50所左右高等学校列入国家重点项目，集中投资”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匡亚明等分析了教育、科技和人才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建议“从全国七百余所高等院校中选出50所左右基础较好、师资力量较强、教学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较高……规模也较大的院校，作为高等教育建设的战略重点”，并列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除正常的教育经费外，五年内每所高校另增加重点投资1个亿。建议书还进一步论证了这一后来被称为“建设‘重中之重’”的对策的理论和政策依据；一方面，这样做“符合国务院关于像抓重点经济建设项目一样抓教育建设的指示精神”；另一方面，“作为智力投资的总效益是长远的，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对若干高校的重点投资所创造的价值，“决不是任何一个重点经济建设项目所能比拟的”。

（二） 匡亚明专门上书小平同志

1983年5月19日，匡亚明在武汉专门给邓小平同志写信，再次建言献策：

小平同志：

    目前我国整个教育投资和经济建设投资不相适应，尤其是高等教育上不去，满足不了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对科学技术力量，特别是高级科技骨干力量的需要。这种情况如不采取紧急措施加以解决，到90年代势必更为严重。因此，我和刘丹、李曙森、屈伯川等已退居二线的四个同志，经过共同研究，冒昧向中央提出像抓重点经济建设那样，选定顺应现代科学技术与高教发展趋势的50所左右高等学校，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集中投资，争取1990年前建成为高水平的多科性、综合性大学的建议，从根本上改变现在各大学经常不安定状态，建立稳定的教学和科研秩序（即两个中心），以带动整个高教战线稳步发展，培养以后十年以至2001年后长期间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所需要的各类高级人材。

如有可取之处，恳请批示有关部门研究，我们将提供更具体的论证和设想。

癩此 敬祝康健

匡亚明
1983.5.19于武汉

（三） “835建言”影响了中央决策，七五开始建设“重中之重”

四位老教育家的建议和匡亚明的信引起了邓小平同志的高度重视，5月20日，他在匡亚明的信上明确批示：“请紫阳、依林同志考虑，提出意见，在书记处一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见《匡亚明教育文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影印件。）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经过研究，采纳了四位老教育家的建议。1984年，国务院决定对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等5所高校重点投资，并列入国家“七五”重点建设项目。“努力办好一批重点大学”的设想转化为国家的战略性决策，后来又进一步发展为90年代付诸实施的“211工程”，以及1999年启动的重点建设“若干所国际一流大学”的“985工程”，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835建言”充分反映了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等老教育家的远见卓识和高度责任感，它最终为中央领导所采纳，又体现了小平同志及中央领导集思广益、民主决策的精神。“835建言”与王大珩等四位中科院学部委员倡议并得到邓小平同志支持的 “863计划”（1986年中科院学部委员王大珩、王淦昌、杨嘉辉、陈芳允等联名向中央提出《关于跟踪世界高科技发展的建议》。邓小平同志在1986年3月5日作出批示，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高科技研究发展纲要》，简称“863计划”。）一起，成为80年代教育家、科学家上书建言、影响高层决策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