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时期的组织架构与人事职务时常变动，不尽一贯。因为20世纪的最初几年，正处在中国教育由传统向近代化转型、由本土模式向欧美模式嬗变的过程之中，一切都还在摸索、探寻，一切都还未厘定，更遑言“成熟”或“惯例”。而三江草创的1903年至1904年，又“正处于旧者已废、新者未立的学制‘真空期’”，（王运来在其《江苏高等教育的早期现代化》一书中，曾专门讨论了三江的“总办”、“监督”、“总稽查”等何者为“首任校长”的问题，并谨慎地表示“还有必要进一步予以考证”。）因此，当时执掌校政之人（即后人所习惯称呼的“校长”）有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衔头”，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 三江时期的组织、人事

台湾学者苏云峰注意到，尽管《三江师范学堂章程》第一章即载明系根据奏定优级师范并附设初级师范章程所办理，但其第四章所列“各员职务”，亦即其行政组织，与1904年1月即正式颁布实施的“癸卯学制”之《优级师范学堂章程》的规定大相径庭。他的猜测是：章程草拟者胡钧可能仍“拘泥于早期湖北武备学堂和自强学堂的组织模式”，未完全依照《奏定学堂章程》的组织架构办理。因为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的这两所学校，均设总办、提调和总稽查三职；而三江同样也设三职，所不同的是置总稽查于提调之前。（苏云峰：《三（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的前身》，第95页。）这是很有见地的解释。

三江章程指出：“本堂自总办、总稽查以次，置提调三人，文案二人，收支二人，监学及检察六人，管理礼堂二员，管理斋舍二员，稽查出入及管束司役等二员，管理食堂二员，管理仪器一员，管理书籍一员，管理器具一员，医官二员”，共14项职务、28人。其中总办、总稽查和提调属高层职务，但仍有层次含糊、职责重叠等问题。

1.总办。总办“主持全学教育及一切事”，内外事务皆集一身，大权独揽而又掌管了不少基层职员分内之事。有四人先后出任三江总办：

杨觐圭，湖南善化人，1890年恩科进士，江苏候补道。由张之洞委任为三江总办，负责学堂筹建。曾与日本东亚同文会代表在南京商议聘请日本教习事宜并签订合约；参与招聘中国教习及主持“华洋教习会议”，负责《三江师范学堂章程》的制订及学生招考录取等。但三江正式招生开学后不久，由于学生向江苏巡抚端方等禀报“教育不胜传授之责”而引咎辞职。

刘世珩，贵州人，刊刻鉴藏名家，多有著述。江苏候补道兼江宁学务处、机器工艺局、商务局和编译书局等职。以三江师范学堂总办身份参与《聘请日本教习约章》的草拟和签字。但宣统己酉年（1909年底）冬刊印、李瑞清作序的《两江师范学堂同学录》之“曾任本堂职员履历表”中，有杨觐圭而未见刘世珩之名。或许如有的研究者所言，刘世珩是因商议、签订聘请日本教习约章之需要，“被张之洞拉来充总办之数而已”。（参见杨振亚文《三江师范学堂的创建及其发展》，南京大学《高教研究与探索》1987年“校史研究专刊”。）

李光业，安徽人。杨觐圭辞职后，李因与两江总督周馥的私宜而被委任为三江总办。然而他“并非正途出身，难浮众望”，遭学生非议和抗争，酿成风潮而导致周馥被参。（苏云峰：《三（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的前身》，第100页。）

徐乃昌，安徽人。以道员而兼江南高等学堂、江宁府学堂和江宁县学堂总办等数职。1903年曾受张之洞派遣，与缪荃孙、柳诒徵等同赴日本考察。后又于1904年受端方派遣，护送学习陆军、实业等学生及21名三江教习赴日留学。1905年夏秋间，李光业被罢免后徐就任三江总办。

2.总教习。1903年首批聘请11名日本教习，菊池谦二郎任日本总教习。

不久，新任两江总督又聘湖南岳州人，翰林吴獬为三江汉文总教习。吴獬后来又改任提调。

3.总稽查。三江章程有总稽查之职而未列其职责范围。苏云峰根据缪荃孙等人所承担的部分工作，认为总稽查“似乎相当于后来的教务长”，主要负责稽查各学科课程、教法和学生学业。

缪荃孙（1844～1919），江苏江阴人。他是三江初始时期高层职员中唯一的江苏籍人。1876年恩科进士，选庶吉士及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总纂。曾先后在四川、广东、湖北做张之洞的幕僚。1899年回江苏，先后主讲南箐书院、江宁钟山书院、常州龙城书院。1902年5月被刘坤一委任为江楚编译书局总纂，兼江宁高等学堂总教习。1904年底奉端方之命兼任三江师范学堂总稽查，1907年4月方才辞去。

方履中（1874～1940），安徽桐城人。1903年进士，1904年底任三江师范学堂总稽查。诗文具佳，是桐城派的代表人物。

陈三立（1859～1937），江西义宁人。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国学大师陈寅恪之父。1886年进士，散馆编修、吏部主事。曾与黄遵宪创办湖南时务学堂，深受张之洞器重。陈三立为近代诗文名家。汪辟疆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推其为“及时雨宋江”，实即同光体诗坛祭酒。1904年底与缪荃孙、方履中一同奉端方之命整顿三江课程，并就任三江总稽查。

4.提调。出任三江师范学堂提调的有汪文鼎、夏敬观、吴獬、陈玉树等。

值得重视的是宣统己酉年（1909年底）冬刊印的《两江师范学堂同学录》。这本同学录由李瑞清作序，说明内中资料是得到李瑞清认可的。在“曾任本堂职员履历表”中，列出了三江时期的职员和教习。杨觐圭、徐乃昌等“服务”的职位是“监督”，而未标为“总办”。这间接印证了一点：三江时期的“总办”大体相当于两江时期的“监督”，是执掌校政的职位。此外，缪荃孙等三位总稽查位居杨觐圭、徐乃昌之前，看来在两江时期，总稽查是一地位甚高的荣誉职务，而非如苏云峰之说，“相当于教务长”的角色。而三江时期任提调的吴獬、陈玉树则被记为“教务长”。这本《两江师范学堂同学录》有助于人们了解三江、两江时期组织架构及人事、职责的异同、沿革。

（二） 两江时期的组织、人事

1906年三江更名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根据《奏定学堂章程》所定编制，取消提调之职，保留总稽查之职至1907年。改总办为监督，并在监督之下分设教务长、庶务长、斋务长三职。教务长分管中日教习，负责教学、教材管理；庶务长管理学堂总务，下辖会计官、文案官、杂务官及相关职员；斋务长则统领监学官、检察官，负责对学生操行和生活的管理。这种组织架构，后来演变为校长以下设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等的“三长制”。

1.监督。李瑞清（1867～1920），字仲麟，号梅庵，江西临川人。1893年中举。翌年中进士，选庶吉士。1902年应聘主讲云南高等学堂，在云贵总督魏光焘麾下。不久魏光焘移节两江，延揽其入幕府（参见宋新桂：《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李瑞清》，南京大学《高教研究与探索》1988年第2期。），李瑞清后以候补道任江宁府江南高等学堂监督，1905年摄江宁提学使。因平息江南陆师学堂“学潮”有方而为端方看重，1906年出任两江师范学堂监督，直至1911年底两江被迫停办。李瑞清的学识人品及办学理念，对两江师范学堂的影响至为深远。

2.教务长。雷恒（1867～1916），字常伯、见吾，江西新建人。1897年中举，1903年6月被聘为三江师范学堂教习，任文学舆地教员，不久中进士，改庶吉士。后由仕学馆资送日本留学。学成回国后任翰林侍讲。后到两江师范学堂任教，出任教务长，与李瑞清精诚合作，不辞劳瘁。学部官员曾赞誉雷恒说：“在事辛勤，历有年所，任学科则热心指授，总教务则严定规程，成材正不乏人，劳绩殊未可没。”（宣统三年元月二十三日《政治官报》，第18页。）两江停办后回到江西故里，任省立工专校长。

此外，安徽全椒人汪文绶任庶务长，安徽南陵人何毓骏、湖南湘乡人张通谟先后任斋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