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以日本侵略者的失败告终，全国人民沉浸在欢腾的海洋中。与此同时，中央大学师生也迎来了新任校长吴有训。他到校不久，便着手筹备学校复员东还工作。9月底，中央大学复员委员会成立。吴有训任主任，江良规、胡家健任副主任。江良规负责重庆方面的复员事宜，胡家健负责南京方面校产的接收和修缮。经教育部核准，中央大学的复员经费为法币81亿元。成都的医学院和畜牧兽医系的复员工作独立进行，他们得到四川省地方部门的大力协助，人员和图书仪器的东还工作都先于重庆回到南京。

（一） 繁重的复员工作

教育部门的复员工作统由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安排，原定中央大学1945年底第一批复员的，后因水道拥塞，运输工具缺乏，沿途不甚安全，以及战时各级学校原校舍绝大部分被征用，不能顺利接收等，只得推迟到第二年初才进行。

1.师生分八批东还南京

东还时的中央大学远非西迁时的格局，师生人数、图书仪器都较战前扩大了数倍，复员工作甚为艰巨。复员委员会一面设法多筹措些经费，联系运输工具；一面测量校舍面积，清点校产，调查统计复员人数。总务处利用原防空洞木料包工制作运输用的木箱，学生宿舍双层床架改为半成品课桌、方凳、绘图板等，为此，还特购置三条大木船运回南京。教务处取消了寒假，缩短了学期，减少选修课，保证基础课的开设，以不影响最低学分的选修。整个学年的教学工作提前至1946年4月15日结束，准备复员。

5月，教育善后复员会一次分配中央大学一千余张舱位，第一批师生扬帆东下；6月，又配给舱位近三千张。尽管复员会已经给予中大很大的支持，但绝大部分师生尚滞留沙坪坝，若静候安排，则不能保证原定开学时间。校复员委员会便自行设法，争取多方校友的相助，动用了水、陆、空各类交通工具，临时编成大大小小组合小分队，一万二千多名师生分八批返回南京。就这样，最后一批师生回到南京，已是7月底了。图书、仪器设备大多由民生公司承运，10月中旬才陆续到达。

2. 南京方面的接收和修建

南京方面的接收工作，除三牌楼、文昌桥、大石桥等零星小块附属建筑未遇麻烦，可以直接接收外，其他各处，都有程度不同的延误和隔阻，很是艰难。1945年11月，吴有训校长亲赴南京办理接收手续。战时，四牌楼校园为日军军事医院所占，胜利后，被国防部接管改作陆军医院，此时，仍有数百号伤兵未遣送，经与多方交涉，接收工作需延至次年2月。原丁家桥校产被国防部改作仓库，一时也难以接收，后经在国防部任职的校友协助，才同意让学校接收，还意外地将原南洋劝业会旧址及100余间房屋一并拨交中央大学，这批房屋，为第一批复员的师生找到了暂时的“宿营地”。

战前的四牌楼原址，校舍已不敷使用，因此，学校先后购买了附近的兰园、成贤街、九华山、高楼门等处土卦?3亩、楼房7幢，作扩充校舍之用。

专门成立工程组负责校舍的修整与建筑，聘工学院院长刘敦桢为主任。由于修建工程项目繁多，地点分散，时间紧迫，工程组函请各地土木、建筑工程系校友无偿为母校服务，两系的教师和高年级学生也组织参加。整个复校修建工程采用招标承包办法，总计51项，耗资1.66亿。既节省了修建经费，又加快了工程步伐。最先破土动工的大工程是文昌桥7幢二层学生宿舍，可以容纳3000余人。接着是九华山的教授住宅，丁家桥、三牌楼两地兴建教学楼、图书馆、餐厅、运动场、学生宿舍及教授公寓，同时对原有的一些房屋也加以修整。

战前，中央大学在南京中华门外石子岗征购的8?000余亩土地，拟重建中央大学，因西迁而中止。复员后，百废待举，限于经费，重建已不可能，校产接收委员会决定在此建立“中华农村福利试验区”，由农经系主办。

重庆的地产也分别作了移交。沙坪坝校舍由毗邻的重庆大学和中央工业专科学校接管；柏溪分校和小龙坎校舍由重庆青民中学接管；医学院在成都开办的公立医院由四川省政府卫生实验处接收，改名为四川省立医院，并留用医学院教授黄克雄担任院长。学校还在重庆设立留渝办事处，专门负责处理善后工作。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汪伪政府利用金陵大学原址开办的南京中央大学停办。复员时，按照教育部指令，对该校校产的接收工作由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与南京中大协商进行。商定南京中大之土木工程系、艺术系（绘画、音乐组）、医学院等院系的图书设备归中央大学接收，其余概归金陵大学。至此，中央大学的接收工作便暂告结束。

3. 中大分部的扩大

复员后的中央大学规模是战前的三四倍，原四牌楼校舍已不敷使用了，于是决定将学校分为一部和二部，也称为本部和分部。四牌楼为校本部，学校的行政机关和文、理、法、师、工及农学院的一部分设于此，原牙科大楼改作大学医院和牙症医院；分部设于丁家桥地区，战前这里为农学院的农场，复员接收时，又增加了与它相邻的原南洋劝学会旧址，使占地面积扩大到800余亩，于是将医学院和畜牧兽医系以及一年级新生、先修班学生集中于此，习惯上又称分部为新生院。

为便于组织领导新生院的工作，分部增设校长办公室、教务、训导、事务一室三组，处理新生院日常行政事务。校办主任沈其益，教务主任徐宗岱，训导主任范任宇，总务主任刘彬。1948年秋，因校本部和分部工作协调等问题，取消分部校长办公室等机构，由学校“三长”轮流到分部办公，加强统一管理。同时，文、法、师三院一年级学生改在校本部开学上课，住文昌桥宿舍，理、工一年级学生和医、农两院仍居丁家桥。

分部的开办费为三亿八千万元，开支是独立的。分部专门设有会计室，工作人员由校本部派任，办理经费的收支及报销等。抗战胜利不久，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政府大肆克扣教育经费，用以购买军火，中大经费也十分拮据。分部为新开辟校区，设施简陋，师生生活比较艰苦，为改善学生伙食，总务处组织学生开垦荒地数十亩，栽种蔬菜，饲养生猪，虽不能完全自给，却大大改善了伙食。为帮助家境困苦的学生解除后顾之忧，还商请南京市学生救济委员会在丁家桥设立服务站，开办贫民夜校，让清寒学生参加勤工俭学，为其顺利完成学业提供条件。

（二） 复员初期的发展

1946年11月1日，中央大学开学上课。除随校迁回的在校生与复员后招收的第一届新生外，还有教育部分配的青年军复读生、沦陷区中大插班生，以及侨生、留学生（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韩国）共计4?719人。其中文学院571人，理学院386人，法学院1?114人，师范学院377人，农学院495人，工学院1?230人，医学院383人，先修班95人，研究生68人，成为全国学生人数最多的大学。（《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高等教育》，商务印书馆1948年，总第594页。）然而，民生凋蔽，经济拮据，贫病交加的社会现实，造成学生流失率极高。1947年上半年，全校休退学的高达482人，也就是每10人中就有一个辍学者。

复员初期，教师队伍较前略有缩减。部分滇、川籍教师没有随校东下；在重庆延聘的教师大多是战时流亡到内地的，抗战胜利回原地去了，实际随校东还的教师不足700人。回到南京后，学校积极网罗人才，充实师资队伍，如延聘著名教育学家陈鹤琴、徐养秋，史学家罗尔纲，翻译家罗大纲，核物理学家赵忠尧，皮肤科专家于光远等。1947年初，全校教职员1?266人，其中教授、副教授(含兼任)401人，讲师102人，助教301人，职员462人。（《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高等教育》，商务印书馆1948年，总第590页。）课目开设齐全，1947年度校本部上学期开设课目658门，下学期开设课目744门。丁家桥分部有学生920人，共开设基础课176门，均超过抗战时期的最高记录。（《国立中央大学校刊》复员后第4期，1947年4月26日。）

中央大学在重庆山城蜗居八年回到南京后，获得了更多的与国外学术交流的机会，教授出国进修、考察的人数激增，受邀请出席各种国际会议的也逐渐多起来。如校长吴有训代表中国出席在墨西哥召开的联合国第二届教科文组织会议；医学院院长、著名心脏内科专家、心电图创始人之一的戚寿南，受美国医学界邀请参加心脏病年会；畜牧系教授汤逸人应联合国粮食农业机构的聘请，协助该组织工作一年；电机工程系教授钱凤章赴墨西哥出席国际电讯会议等。1948年6月，美国大使馆文化署为培养我国高层次英语教学人才，在中央大学设立英语教学研究及教师训练部，经费与教师均由美方负担，本校提供场所和部分教师参加辅导工作。这些国际交流的开展，拓宽了视野，活跃了学校的学术气氛。

复员初期，校务繁杂，学校的日常工作基本上由每周一次行政会议决定。会议由校长主持，主任秘书、“三长”及各院院长出席。议题主要集中于经费使用，校舍修建，返校师生眷属的安置等。复员工作基本就绪，转入开学上课，一切才步入常规，重新恢复一年两次的校务会和每周一次的行政会。

校长负责综理校务，设校长办公室，襄助校长处理日常事务，设主任秘书一名，可以代替校长行事。复员后，先后出任主任秘书的是彭百川、贺壮予、吴功贤等。教学与行政事务分别由教务、训导、总务三处分管。先后出任教务长的是唐培经、高济宇、周鸿经、罗清生等；出任训导长的是沙学俊、刘庆云等；出任总务长的是江良规、贺壮予、戈定邦等。

除上述行政机构外，还增设多种委员会协助和监督工作，如聘任委员会，专门负责聘请教师；职员聘用委员会，负责职员的甄选考核；还有财务稽核，校舍分配，教职员宿舍管理和教职员福利基金等专项组织。

1946年10月，原实验中学从贵阳迁回南京三牌楼，更名为中央大学附属中学，重新回到中央大学怀抱。由师院教授彭百川兼任校长。另在大石桥、丁家桥各设附属小学一所，由雷震涛教授兼任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