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抗暴大游行

1946年的圣诞夜，北平发生美国兵奸污北大女学生沈崇事件，引发了全国数十个大中城市学生举行罢课和示威游行。1947年1月2日，消息传到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国立剧专、国立药专、东方语专等校组成“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立即撤退美军委员会”，并决定当日下午举行抗暴大游行。午饭后，上述各校同学先后到达中央大学操场，大约千余人。这时，三青团分子利用校内部分学生对沈崇案意见分歧，煽动学生退出游行队伍。等待在大操场的兄弟院校同学高呼：“中大同学发扬一·二五精神”、“欢迎中大同学领导我们”等口号。这时，中央大学也有近千名学生按捺不住义愤的心情，自动加入游行队伍。

游行队伍出发后，校园里进行了“中央大学应不应该参加游行”的激烈辩论。辩论使绝大多数同学认识到，美军驻华，是中国内战不止的主要原因。系科代表大会连夜作出决定：3日下午，中央大学举行抗暴游行。同学们赶制了醒目的宣传画、标语牌。第二天下午，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国立剧专和中央大学等三千多人汇集大操场，再次联合举行抗暴大游行。游行队伍由宣传车开道，沿途高呼：“美军立即撤出中国”、“美军驻华，内战不止”等口号，游行队伍浩浩荡荡来到国民政府门前，向当局递交了请愿书，然后绕道中山路，到新街口广场向群众宣传，同学们自编自演的活报剧，更激起人民群众反美抗暴的怒潮。最后游行队伍到美国大使馆，中方代表向司徒雷登大使递交了抗议书，要求交出凶手，依法严惩，美军撤出。等候在大使馆门口的游行队伍不断高呼：“美军驻华，妨碍中国团结！”“为了和平，美军滚出去！”

（二） “五二〇”运动

 “五二〇”运动是指1947年5月，由中央大学始发而后扩展到京沪苏杭平津等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青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

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巨额的军费负担、财政的入不敷出，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物价暴涨，民不聊生。公教人员、青年学生的生活也急剧下降，处于饥饿状态，中央大学公费生一天的副食费只够买两根半油条或一块豆腐。1947年5月6日，中央大学教授会召集全校教授大会，通过《要求提高教育经费，改善教员待遇宣言》，郑重作出五项决议，并表示“如不能达到目的，吾人为国家前途及实际生活计，当采取适当步骤，以求五项决议案之有效贯彻”之决心。（五项决议：1．请政府决定并施行全国教育经费最低不得少于国家总预算的15％；2．各党派及青年团训练费用，不得由国家教育文化项目内开支；3．请政府直接指拨充足外汇，交各学校订购图书仪器及科学器材，并简化向国外订购之各种手续；4．教员薪金应依照物价指数支付；5．教授最高薪额，应由600元提高到800元。见《南京党史资料》1985.2（第九辑），93～94页。）

《宣言》要求全国从事文化教育的工作者，一齐起来，坚决支持此决议案，这呼声震动了南北方各大学，也引发了本校的“吃光运动”。

946年12月，行政院规定大学公费生的副食费2.4万元。第二年春，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了4.3倍，副食费没有增加。4月20日，系科代表大会提出紧急建议，要求增加副食费。校方为解燃眉之急，决定5月份副食费标准暂以4万元计算。5月上旬，行政院重申公费生的副食费仍维持原数。10日，学生伙食团决定召开席长会共商办法。会上，有的说，伙食已经够糟了，无论如何不能再降，我们要活命！有的说，这样的生活，怎能安心读书？也有的说，吃光了再说，到时候看政府怎么办！大多数席长都支持“吃光了再说”这种做法，会上提出三点建议（三点建议：1.要求教育部增加副食费为十万元，并按月就米价上涨予以调整；2.系科代表大会应授权伙食团，即动用本学期尚存之全部膳费，恢复二月份菜蔬素质，至吃光之日为止；3.待全部膳费吃光后，开始实行绝食，并作饥饿大游行，列队赴有关部院请愿。见《文汇报》1947年5月13日。）；要召开系科代表紧急大会。

新青社与民盟中大支部、工社等群众组织密切配合，更广泛地发动青年学生开展求生存的斗争。连日来，学生宿舍民主墙上，贴满各系学生的大字报，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张2?000人签名的呼吁文告，提出全部膳费吃光以后，开始绝食并作饥饿大游行。这是青年学生求生存的悲壮呐喊！于是，“吃光了再说”便点燃了中央大学反饥饿斗争的火炬。

5月13日全校罢课。上午学生自治会正副常务理事王世德、朱成学等前往教育部、行政院交涉增加副食费，没有结果。下午召开系科代表大会，吴有训校长和高济宇教务长、刘庆云训导长也到会了。吴校长劝导学生复课，应以学业为重，相信校方也在尽力交涉等。

5月14日继续罢课。系科代表会决定次日上午举行集体游行。

5月15日上午8时，中央大学、剧专等校学生集体请愿队伍出发。以“要求增加副食费至10万元”的横幅为前导，一路上散发请愿书，高呼：“我们饿，上不得课！”“向炮口要饭吃！”等口号，先到教育部，又到行政院，王云五副院长的答复是：“本月份下半月伙食，提前借支半月，以五万元为标准。”学生当即要求下半月之五万元不算借支，王云五却拒绝签字，双方出现僵局。直到下午五时仍无结果，游行主席团劝说同学们返校。

5月18日，三青团分子纠集成立“中央大学复课运动委员会”，发表《复课宣言》。蒋介石害怕学生运动闹大，亲自主持国务会议，通过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系科代表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趁20日国民参政会开幕之际，请愿游行，并通电全国。

5月19日傍晚，沪苏杭代表抵京。京沪苏杭四区16所学校代表举行联系会议，通过大游行决定，名称为“京沪苏杭四区16所专科以上学校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

中央大学学生要求增加副食费集体请愿的消息传开，杭州、上海、苏州、南昌等地的高校及清华、北大、南开等校也相继响应。原本带有自发性的“吃光运动”，在南北国土上引起连锁反应，反饥饿、反内战斗争的星星之火已呈燎原之势，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青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即将爆发了。

5月20日上午，沪、苏、杭代表和中央大学本部学生游行队伍正准备出发时，才发现校门外已布满军警、马队、消防车，交通断了，丁家桥分部、音乐院、剧专、金大也已被军警包围。10时许，各路队伍都设法冲出包围，会师鼓楼广场，群情激昂，高呼口号。游行主席团调整队伍，以孙中山画像与“和平奋斗救中国”大幅标语及“京沪苏杭16所专科以上学校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横幅为前导，五千多人的队伍紧挽双臂，浩浩荡荡地沿中山路向南挺进。

10时50分，队伍到达珠江路口。一路上警车呼啸，行人逃离，黄衣宪兵横据街心，路旁停放着接上水龙头的红色消防车。游行主席团上前交涉，要求宪警让出马路，同学们高呼：“警察与学生团结起来！”“人民有请愿自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警察局传出命令：“游行队伍立即解散”。这时，队伍中一声大喊：“我们冲过去！”警察猝不及防，一下子突破了几道防线。恼羞成怒的警察冲进队伍，用皮鞭、木棍、铁棒殴打学生，消防车水龙头猛烈喷射，珠江路上，自来水混着鲜血顺着路边水沟汩汩地流。警察乘机大肆捕人，学生们英勇无畏，有的用手中旗杆还击，有的夺下军警手中的武器自卫，纠察队员抢过水龙头朝警察喷射，扶起受伤的战友，团结奋进，终于冲破了层层封锁线。一路高呼“反饥饿、反内战、反暴行”口号，向总统府挺进。据事后统计：珠江路血案重伤19人，轻伤104人，被捕28人，被殴打侮辱者不计其数。

12时30分，游行队伍到达国府路（今长江路），离国民大会堂不远处，政府当局如临大敌，设置五道防线阻拦。数千学生面对军警的马队，口号喊得更响：“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首都卫戌司令部连发两道紧急命令，剑拔弩张，但始终未敢轻举妄动。下午2时许，乌云密布，狂风骤起，大雨如注，同学们顶着风雨，手挽着手，反复高唱《团结就是力量》，此情此景，深深感动了市民，他们送来雨具、茶水、毛巾，表达了对学生正义行动的声援。

为了解决问题，中央大学王世德、朱成学和金陵大学代表前往卫戌司令部提出严重抗议和四项要求（四项要求：1．严惩肇事凶手，如有伤亡，由卫戌司令部负完全责任；2．释放被捕学生；3．负担受伤学生的医药费，并赔偿学生的全部损失；4．立即撤除五道防线，让游行队伍按原定路线前进。见华彬清《五二○运动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114页。）；游行主席团代表又到国民参政会见了邵力子秘书长，表示“在军警的威胁下，我们决不回学校”。经邵力子和卫戌司令部及游行主席团三方反复磋商，才达成撤除五道防线的协议。6时左右，军警后撤，让学生游行队伍通过。学生们高举旗帜，秩序井然地经国府路、国民参政会转碑亭巷返回学校。

当晚，中央大学教授会、助教会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发表声明，抗议政府的暴行；全国各地和社会各界，包括华侨和港澳同胞、国际学联、美国青年大会都发来声援、慰问函电。柳亚子、郭沫若、茅盾、叶圣陶、章伯钧、马寅初、翦伯赞等社会名流发表讲话，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上海各大学成立“五二○惨案后援会”；全国60多个城市的学生都纷纷游行罢课，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毛泽东5月30日发表的《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一文说：“中国境内已有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120页。）

 1954年6月16日，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作出两项决议，一项是“确定南京大学历史自三江师范学堂创办时(1902年)开始”；另一项便是“确定‘五二○’为校庆日”，以纪念伟大的五二○运动。（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大事记》，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97页。）

（三） 重建党支部

 “五二〇”运动以后，国民政府更加紧了对学生运动的镇压，破坏了中央大学第四届学生自治会的竞选，封闭了学生自治会活动场所，致使竞选流产。学校训导处查封了学生自治会主办的《大学新闻》，宣布停止系科代表大会的一切活动。

面对日益严峻的斗争形势，终止活动6年的中共中央大学党支部于1947年6月重新组建，由罗炳权任支部书记，发展了一批“五二○”运动中的骨干分子入党。10月，中央大学成立党总支，由颜次青任书记。各学院建立分支部。重建后的中大党组织带领群众，继续进行爱国、民主斗争。

1948年7月6日，中大学生、共产党员朱成学、华彬清、李飞在撤离南京前往解放区时，在南京三叉河被秘密被捕。中大总支根据市委指示，发动群众成立“营救朱、华、李三同学委员会”，外地大学也发来抗议和声援的函电。当局由秘密逮捕转为首都特刑庭公开“侦讯”，并以莫须有的罪名判朱成学有期徒刑12年，华彬清、李飞各判有期徒刑5年。接着，国民党政府对青年学生进行全国性大逮捕，8月19日，南京当局出动大批警特，逮捕学生200多人，分别在孝陵卫和首都特刑庭进行“审讯”，中大被特刑庭传讯的学生有98人，其中被拘捕收押25人。由于中共地下组织的营救活动声势日益壮大，在社会进步舆论的压力和各院校师生的呼吁下，10月，这批收押的学生才得以陆续释放。但在11月25日和1949年元月7日，南京警备司令部又疯狂地逮捕青年学生，中大学生两次被捕33人。这时，校内党员及新青社员留下不多，原在南京的临时大学支部并入中大总支，总支书记为李慕唐。中大总支根据中共南京市委的指示，一面营救被捕学生，一面掩护学运积极分子撤退。通过反迫害、反逮捕斗争，保存了组织，发展了力量。

（四） 保护学校，迎接解放

1948年8月，吴有训辞职获准后，教育部任命原教务长周鸿经担任校长。

周鸿经，江苏徐州人。1923年入东南大学数学系，毕业后赴英国伦敦大学深造，获博士学位。1937年应聘中央大学，先后担任数学系教授、系主任、训导长。1948年4月，高济宇因病辞教务长职，由周鸿经继任。6月，代校长戚寿南出席世界卫生组织成立大会，周鸿经又代理校长。周鸿经正式长校后，立即改组学校行政机构，聘吴功贤为校长办公室主任秘书，罗清生为教务长，沙学俊为训导长，戈定邦为总务长。

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辉煌胜利，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上海、武汉处于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逼之下。这时的国民政府，一方面做出和平谈判的姿态，争取喘息时间以卷土重来，蒋介石“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妄想实现“划江而治”的阴谋；另一方面则积极作“迁都广州“的准备。行政院下达了“国立院校应变计划”，要求各院校拟出应变措施，选定迁校地址，呈教育部备案。

中央大学在1949年元旦前就接到教育部有关迁校的密电，校长周鸿经随即委派教务长罗清生、地理系教授胡焕庸等分赴广州、厦门、台湾寻觅校址。同时加紧布置物资人员的疏散。他背着教授会，草拟中央大学知名教授名单，拟必要时将他们裹胁南迁。21日，校务会议讨论迁校问题，大多数教授们反对迁校，通过了“以不迁校为原则”的决议，同时成立了由校长、教务、训导、总务三长、各院院长、大学医院院长、会计室主任以及各院教职员、学生代表等21人组成的应变委员会。会后，迁校不迁校的斗争仍在继续，周鸿经、沙学俊等人四方奔走游说，企图威胁、利诱教授南迁。被誉为“国统区一面不倒红旗”的梁希教授振臂疾呼：“去台湾是绝路，不要上当，大家留下来护校。”

 23日，周鸿经在行政会议上抛出迁校厦门的提案，当即遭到进步教授的反对。教授会主席郑集说：“学校经不起搬迁折腾，一迁已甚，何堪以再，西迁是因为日寇入侵，不得已而为；而此次国内战争，根本没有搬迁之必要。”（南京大学《当代中国教育》编写组：《中央大学的接管与改造》，《高教研究与探索》，1984年第2期。）由于遭到绝大多数与会者反对，迁校厦门的方案被当场否决。其时，人民解放军的炮声已从隔江传来，行政院紧急下达疏散令。中央大学南迁不成，周鸿经无计可施，更无意组织应变。27日凌晨，与训导长沙学俊、总务长戈定邦弃职而去。地下党总支立即抓住时机，提出“反对教育部派校长，要求教授治校”的口号，数日之内，相继成立学生、职员、工友三个应变会。31日，中央大学教授会投票选举，产生“中央大学校务维持会”，分别选出欧阳翥、郑集、张更、蔡翘、刘庆云、梁希、吴蕴瑞、胡小石、楼光来、吴传颐、刘敦桢11名委员；李旭旦、张江树、宗白华、钱钟韩4名候补委员；并推定梁希、郑集、胡小石为常务委员，主持校政。2月4日，召开系科代表大会，汇合各应变会组成“中央大学应变会”，下分财务、购料、校产监督等委员会。7日，学期如期开学。

校务维持委员会成立后，向李宗仁政府提出了“撤查校长周鸿经”、“拨发应变费及粮食”、“释放被捕学生”等三项要求。梁希、郑集、胡小石多次赴总统府交涉，李宗仁终于同意了中央大学应变会的要求。负责财务委员会的李旭旦、张江树和学生代表，为了提取应变经费，分乘吉普车、卡车赶至鼓楼银行，截住即将飞往广州的银行行长，取回款项；同时，追回周鸿经汇往福建、台湾两地作南迁的数百万元款项。购料委员会储备了4?000多师生员工三个月的口粮。校产监督委员会清点财产、登记造册。为了护校，迎接解放，还组织了巡逻队，守护校产。医学院组织了医疗救护队、输血队和器材队，随时准备救护受伤的师生员工和解放军战士。

同时，校维会还巧妙地援引李宗仁“释放政治犯”及“废除勘乱时期危害国民紧急治国条例”的命令，通过了所有被非法逮捕、传讯、开除的学生一律取消处分的决定；呈文代总统李宗仁，公开要求释放被判刑的朱成学、华彬清和李飞三同学。中共南京市委学委抓紧国民党当局执行所谓“祥和措施”的机会，利用中央大学法律系兼职教授杨兆龙代理最高检察院院长职务之便，积极进行营救活动，杨兆龙还专门和南京的监狱长当面交涉过这件事。（沙轶因：《关于通过杨兆龙的关系营救被捕同志的回忆》，见《南京党史资料》1986年第4辑（总第13辑）。）经过学校和社会有识之士的努力，1949年4月13日，朱成学、华彬清和李飞三同学获得自由，返回学校。

李宗仁上台后，玩弄“祥和措施”与“和平”骗局，以障人耳目。1949年4月1日，中共代表团和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举行谈判。为了拆穿国民政府的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南京市专科以上十所学校举行了“争生存、争和平”的请愿大游行。他们不畏南京卫戌司令部的电话恐吓，于1日上午9时，汇集了6?000余人的队伍，毅然走上街头，向市民呼吁，到总统府请愿。校维会常委胡小石教授，为保护同学安全，坐吉普车紧跟在游行队伍后面。下午2时，游行结束，各自返校。剧专同学行至大中桥，被埋伏好的“军官收容总队”暴徒围殴。政大最先得讯，赶至大中桥声援，也被围住毒打，司机陈祝三被活活打死。各校学生立刻齐集队伍，赶往总统府请愿，要求政府立即制止暴行，途中均遭受暴徒的阻截毒打。中央大学是惟一到达总统府的学校，数百人的队伍，弧形地半围绕在总统府门前。胡小石、刘庆云、吴传颐、张江树四位先生也赶到，静候请愿结果。不料数十名全副武装的警察进入总统府，不一会儿，又有一批国民党军官收容总队的军人分乘五辆卡车开来，在总统府门口下车，向手无寸铁的学生扑来，学生们纷纷拥进总统府。这时，军官收容总队的军人和警察手持木棍和皮鞭又向拥入总统府内的部分同学打来。中央大学47人受伤，其中物理系学生程履绎和电机系学生成贻宾重伤，救治无效死亡。刘庆云、吴传颐教授也受到殴辱，酿成了震惊全国的“四一”血案。

 “四一”血案善后处理委员会于4月2日发表了《告全国人民书》，呼吁社会各界声援学生，控诉国民政府的暴行，并致电北平和谈代表。中共代表周恩来提出要国民政府对“四一”血案作出处理。中央大学维持委员会为无力保护自己的学生，痛心疾首。5日，向教授会提出集体辞职。教授会召集会议，接受了校维会的辞职。同时，选举产生了新的校务维持委员会，由刘庆云、胡焕庸、孙本文、熊子容、刘世超、范存忠、商章孙、高济宇、蔡翘、干铎、陈章11名委员组成，推举熊子容、刘世超、孙本文为常务委员，领导全校师生员工开展护校斗争，积极组织应变。

4月20日，毛泽东发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命令，百万雄师挥戈南下，突破了国民党构筑的长江防线。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央大学师生员工满怀喜悦迎接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