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校长朱家骅引咎辞职后，国民政府先后任命数位校长，但都坚辞不就，直到1932年6月28日，行政院议决由教育部长段锡朋代理中央大学校长，这就惹下了麻烦。第二天，段锡朋到校视事，闻讯的学生出于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纷纷涌向校长办公室，高呼口号，反对靠党务起家的段锡朋出长中央大学，甚至动手扭打，并砸坏了段锡朋乘坐的小汽车。段锡朋狼狈不堪，仓惶离校。蒋介石闻讯，极为震怒，立刻下令解散中央大学。

7月初，行政院议决聘蔡元培、李四光、罗家伦等成立中央大学整理委员会，负责事件的调查与处理。事后，国民政府于8月26日正式任命罗家伦为中央大学校长。

罗家伦从北京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后游学欧洲，广泛涉及文学、史学、哲学、教育、民族、地理等学科，被誉为是博通中西的大学校长。

经过整理及学生甄别考试后的中央大学，于10月11日重新开学上课。罗家伦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央大学之使命》的就职演说，阐述了他的大学教育思想，希望在中央大学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风气，目的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而努力。

（一） “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的大学使命

罗家伦在就职演说中提出，中央大学的使命是为中国“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一个国家沦落到遭受外敌的入侵，重要的原因“在于没有一种整个的民族文化，足以振起整个的民族精神”。（罗家伦：《中央大学之使命》，《中央大学七十年》，1985年版，第97页。）而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精神的结晶，民族团结图存的基础，是一个国家不可或缺的生命质素。

大学教育应该是文化教育的最高机构。1931年9月18日，日寇炮轰沈阳，强占了我国东北三省。四个月后，日军进攻上海，淞沪军民奋起反击。作为设在首都的国立大学，应对民族与国家尽到特殊的使命和职责。将大学教育与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罗家伦大学教育思想的精髓。

 “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的大学使命应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大学教育必须具有复兴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目标应该一致；第二，互相协调，向着建立民族文化的目标迈进，步伐也应一致。即组织起来，共求民族复兴大业的胜利。

 所谓有机体的文化，罗家伦认为“从纵的方面讲，自小学、中学、大学以至研究院，缺少一段无从实施；从横的方面讲，无论文、法、教、理、工、农、医、商，都是一整套的配合，缺少一个都配不齐一整个国家的机构”。（《抗战的国力与文化的整个性》，《罗家伦先生文存》第五册，第544页。）所以一所大学的本身就应是一个有机体。中央大学从纵的方面看有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本科、研究院；从横的方面看有文、理、法、教、农、工、医7个学院40个左右系科。“芦沟桥事变”后，罗家伦考虑到抗战的长期性，及时择地重庆，成为西迁高校中实力保存最完整的大学。随着抗战形势的恶化，办学经费的短缺，中央大学不但没有停滞不前，还在原有的基础上求得较大发展。比如增设航空工程系、水利工程系，扩充医学院，创办中央大学研究院等。罗家伦如此苦心孤诣地谋求发展，就是希望中大师生不论是学文的、学理的、学农的、还是学工的……，都应目标一致，互相协调，以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为己任。“如果一个大学不能负起创造民族文化的使命，便根本失掉大学存在的意义。更无法可以领导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活动。”（罗家伦：《中央大学之使命》，《中央大学七十年》，1985年版，第97页。）

（二） “诚、朴、雄、伟”的新学风

 高尚的理想，认定的目标，伟大的使命，只有养成新的学风才能达到。罗家伦认为新学风的养成，须从“矫正时弊”入手,破而后立。所以，他为中央大学提出“诚、朴、雄、伟”四个字的新学风。

 “诚”，即对学问要有诚意，不把学问当作升官发财的途径和取得文凭的工具；对于“使命”，更要有诚意，要向着认定的目标义无反顾地走去。

 “朴”，是质朴和朴实的意思。不以学问当门面、作装饰，不能尚纤巧、重浮华，让青春光阴耗费在时髦的小册子、短文章上面，而要埋头用功，不计名利，在学问上作长期艰苦的努力,唯崇实而用笨功，才能树立朴厚的学术风气。

 “雄”，是“大雄无畏”的雄。为纠正中华民族自宋朝南渡以来的柔弱萎靡之风。要扭转一切纤细文弱的颓风，就必须从“善养吾浩然之气”入手，以“大雄无畏”相尚，男子要有丈夫气，女子亦须无病态。

“伟”，是伟大崇高的意思。要集中精力、放开眼界，从整个民族文化的命运着眼，努力做出几件大事业来，切不可偏狭小巧，存门户之见，亦不能固步自封，怡然自满。

 其后，“诚、朴、雄、伟”就成了中央大学的校训，尤其是“诚、朴”两字，在中央大学相沿成习，蔚然成风。中大人认为惟其朴实无华，方能刻苦用功。1941年7月，罗家伦即将离任，在这一年的毕业典礼上谈到青年修养时又说：“胸襟狭，格局小，藩篱隘，成见深的人，就无从谈风度，我常常勉励中大同学，做人处世，要持一种‘泱泱大风’的气度。”好的学风与“泱泱大风”的气度是相辅相成的，大学教育只有为民族、国家培养出能通达事理，气度雍容的领袖人才，才能承担起创造有机体民族文化的使命。

（三） 三育共进 “二格”占先

青年学生的教育是大学教育的另一个重要问题。“青年是国家的基础，若是青年的教育不完备，国家的基础，便不巩固，民族的前途便无希望。”（《为救灾是中国 为求学是青年》，《罗家伦先生文存》第五册，第437页。）完备的青年教育须从知识、体格、人格三方面进行，即德、智、体三育共进，这已是当时教育界达成的共识。罗家伦在此基础上，特别提出青年教育中的“二格”，即“体格”与“人格”的问题。他认为当时的青年教育，在知识方面，虽有不足，但比以前有很大进步，而且会随着基础知识、专门知识和辅助技能的进一步传授，青年学生的知识结构会越来越趋于合理，有缺陷需要努力改进的是“体格”与“人格”两个方面。

体格即身体素质。罗家伦在《教育的理想与实际》一文中指出：“体魄是完人第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没有健全的体格做基础，学问和事业是无论如何做不好的。”（《教育的理想与实际》，《罗家伦先生文存》第六册，第169页。）要增强青年学生的体格，除教育当局引起足够重视，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清除社会陋习及营养不良等影响青年健康的因素外，大学教育还应注重体育训练和军事训练。体育训练可以增强体质，还能培养学生公开竞争，团结合作的精神。战时的中央大学虽然活动场地狭窄，学校却能因地制宜，组织学生在松林坡的通道上进行拔河、立定跳远、接力赛等，体育活动开展得红红火火。院际、校际间的篮球、排球比赛也非常频繁；军事训练也能增强体质，改掉懒散拖沓的生活习气，培养学生具有守纪、勇敢、整洁的军人风尚，改变青年学生懦弱的形象。为此，中央大学从1935年起实行军事训练。西迁后，对全体男生与特别研究班学员一律实施军事训练和军事管理，对女生进行战地护理训练，以增强体质，并适应战时需要。

人格即道德品质。完备的青年教育，道德品质教育是最为重要的。罗家伦直率地批评现在的大学太重物的组织科学，而不曾注重人的组织科学。指出“人事研究的进步若是不能与物质研究的进步互相配合，并驾齐驱，那人将有被物控制的危险”。（罗家伦：《中央大学之回顾与前瞻》，《中央大学七十年》，第114页。）有些青年人在大学里虽然学了些知识，但没有养成一种健全的人格，一旦走入社会，恶劣的人格暴露出来，从而危害社会；也有些青年人太看重现实，尤其是对于物质的现实，而缺乏远大的理想和抱负。罗家伦认为大学决不是贩卖知识的商店，制造学位的场所，所以大学只传授一些知识而忽略人格培养的做法是错误的。为此，他希望中央大学的教职员要以身作则，潜移默化，不仅在知识上，而且在人格修养上，予以切实指导，使之“造成一种堂堂正正的知识公民，一方面是顶天立地的人物，一方面是继往开来的中坚”。（罗家伦：《中央大学之回顾与前瞻》，《中央大学七十年》，第115页。）1938年8月，中央大学率先试行导师制，要求导师“以自己的表率扶助学生品德之培养”。（《中央大学导师制实行办法》，《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辑》，第376页。）罗家伦身体力行，经常向学生作演讲，阐述如何求学、做人，倍受青年学生的欢迎。

对于如何处理好爱国与学业问题，罗家伦真诚地告诫青年学生，抗战是民族之战，是长期的，需要坚实的后备力量。在后方努力学习，与前方将士英勇杀敌都是报效祖国。战争结束后，祖国需要大批有知识、有人格、有体魄的人才，建设国家。为此，他寄希望于中央大学担负起复兴民族大业的参谋本部的责任。

（四） 不趋时尚 注重科学精神

罗家伦认为科学的精神在求真理，当求真理的时候，并没有特意去计较其功用，一旦求得之后，不定在什么时候，会发生极大的作用。他在《中央大学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引用《汉书·董仲舒传》一句话，“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来说明科学精神的作用，等到“谊正道明”以后，自有无穷的“利”，无穷的“功”产生。如孟特尔在寺院里配豆种，发现了优良品种与遗传的关系，当时他哪里会想到后来植物、动物，甚至人类品种的改良，都应用到他的遗传定律。

抗战爆发后，社会上有些人认为大学教育不能直接为抗战起作用，应该停办大学；另有些人提出改大学为短期训练班、速成班，传授速成知识、简易技术即可等等。罗家伦嘲笑战时教育速成论者的短期速成办法是“万应灵丹”，以为“一吞下去就可以抗日”是不切实际的。他主张抗战时期要积极维持完整而正规的教育，建设有机体的民族文化，并结合抗战需要增设系科，加强抗战国力。大学教育，尤其是近代科学教育里面，决无“王者之路”（捷径）。

罗家伦在长校初期提出“安定、充实、发展三时期以进”的治校方针。认为在安定时期，应当有所充实，充实时期应亟谋发展。充实不仅是图书、仪器设备的添置，还应重视教学人才和课程内容的充实。罗家伦曾经说：“聘人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我抚躬自问，不曾把教学地位做过一个人情。”（罗家伦：《中央大学之回顾与前瞻》，《中央大学七十年》，第110页。）他到校上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延聘和极力挽留原有良好教授。这“良好教授”的标准，即一方面能教导学生；一方面能扶助教员提高业务能力。当时教师分专任与兼任两种，罗家伦主张教师应以专任为主，“以求其心无二用，专心在中大授课”。至1937年抗战前夕，中央大学教师共424人，其中兼任教师50余人，较1932年减少了一半。

在充实师资力量的同时，还应准备一个好的精神环境和物质环境，让好的教师都愿意到中央大学来。西迁后，学校经费短绌，物资奇缺，教学设施及学术环境远远不如战前，可学校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未拖欠过教师的薪水；还创办中央大学研究院，为教师提供教学研究场所，这些都是中央大学能不断聘请到名师的一个重要原因。

罗家伦根据社会需求和学科发展的趋势，对中央大学的系科设置，不断进行调整与扩充，使中央大学成为规模最大、学科最齐全的综合大学。如1934年创办机械特别研究班，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航空工业专门人才。并在机械特别研究班的基础上创立航空工程系，再度创办医学院、水利工程系和恢复社会学系等。

在教学上，罗家伦十分重视基础课程的开设。他认为大学的课程是根据各国学者长期共同研究实践的结果，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确定，并不是由某一学校或某一教授随便增加删除的，更不能因为抗战而停办某些看似“不实用”的基础课。西迁后，在办学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学校开设的基础课程不仅未削弱，反而有所加强；专业课程也与平日一样进行，及时反映科学新水平；而且做到循序渐进，为学生打下扎实基础。

1937年教育部颁发《战时动员计划》，指出“战时各级学校教育，均应力求切合战时需要，各级学校之课程与管理应实际情形，量予变更”。（《教育部战时动员计划》，《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112页。）中央大学各院系结合本学科的特点，开设与抗战相关的课程，如文学院开设民族诗歌、战时文学讲座、东北民族史等；理学院开设国际政治地理、军事心理、地形测量、中国经济地理、康藏地理、航空气象等；法学院开设苏联研究、欧洲独裁政府、国际组织、战时经济等；工学院开设弹道学、无线电等。这些课程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也为大学教育结合时代需要，为抗战建国发挥应有的作用。

除结合学科开设相关课程外，中央大学战时还开设一些辅助课程。这些辅助课程大致分三类：①战时常识讲演，如消极防空常识、战时国际公法常识及医药常识；②战时技术训练，如急救、维护交通及侦察敌情；③编印有关战争常识宣传刊物。罗家伦认为开设辅助课程的目的“使学生在战争的时候，有一套普通应用知识技能，并学会如何将这种普通的知识和技能普遍到一般民众里面去。”（《大学到了备战时期》，《罗家伦先生文存》第一册，第516页。）中央大学从1938年起，开设电信、炮术和战地卫生三类训练班，规定不分院系，每人必选一课，计算学分，中途不得退修。战时的中央大学在课程开设上不仅注重完备学生的知识结构，也适应了抗战的特殊需求，真正体现了正确而真实的科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