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君主制度，建立了共和政体，为建设近代高等教育开辟了道路，也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成立提供了契机。

一、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开办

（一） 积极筹办

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政府的统治分崩离析。1911年（宣统三年）12月29日，17省的代表在南京召开会议，推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于1912年1月1日正式就职，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出任教育部首任总长。是年4月，南北统一，成立北京政府，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蔡元培继续担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于1月履职后，立即着手改革教育制度，制定新的教育法规。除废止“读经课”和“经学科”、废止奖励科举“出身”、废止贵胄学堂、删改教科书等之外，蔡元培等坚决否定了清末教育的核心内容——忠君和尊孔。蔡元培认为，1906年学部颁布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必须废除，因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蔡元培：《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038页。）他主张用“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国民教育的灵魂，造就一代新人，以捍卫民国的共和政体。他所提倡的“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后来被教育部定为民国的教育方针。

1912年和1913年，教育部通过并颁布由蔡元培等起草的《大学令》以及《专门学校令》、《大学规程》、《公立专门学校规程》、《私立大学规程》、《高等师范学校规程》、《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等一系列法令和规程，重新修订了学制，建立起新的学校系统，史称“壬子癸丑学制”。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把高等教育在横向上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系列，即大学、专门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师范教育令》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规定：高等师范学校以“造就中学校、师范学校教员”为宗旨；高等师范学校分为预科（1年）、本科（3年）、研究科（1年或2年）；本科分为国文、英语、历史地理、数学物理、物理化学、博物6部；优级师范学堂改为高等师范学校；由省立改为国立；监督改称校长等。

在1912年7～8月举行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除决定10年之内在全国建成4个大学区，分别在北京、南京、武昌、广州设立大学以外，还通过了《划分高等师范学区案》等，拟在全国划分6个高等师范学区，以北京、南京、武昌、广州、成都、沈阳为本部，各设高等师范学校一所。（《临时教育会议日记》，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309页。）凡在这6大师范区内的优级师范学堂可改建为高等师范学校；不在此6区内的优级师范学堂均不再招收新生，待学生全部毕业后即告停办或并入他校。可以说，划区设置高等教育机关，是民初教育家根据我国幅员辽阔、经济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的特点而谋求全国文化教育相对均衡发展的一个重要设想。

在民国初年，除了东吴大学和金陵大学这两所教会大学以外，江苏境内的公立高等学校如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等均已停办。全国临时教育会议提出在南京建立大学和高等师范学校的设想后，江苏主政者也试图复办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或就“两江”校址开办高等师范学校，“其二年（即1913年）度经费并经造就预算，咨由教育部核交财政部，列入二年度国家预算表册”，但因“兵燹之余，财政竭蹶”而未落实。（南京大学编：《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辑》，内部资料，1982年，第25页。）1914年1月5日，江苏民政长韩国钧（后为巡按使）命令“两江”保管员李承颐封闭学堂，以备后用。7月15日，韩国钧 “委任江谦为两江师范学堂校长，筹办开学”，（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大事记》，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页。）未果。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贾丰臻等省内各公立学校校长，鉴于“苏省自光复后，中等学校教员大为缺乏”而致函江苏省巡按使公署，一致“请求设立高等师范学校”。8月30日，巡按使韩国钧对上述建议作出批复：“由省委派校长，先行筹办”，定校名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同时成立“筹办事务所”（后称筹备处）；务必于当年“筹备完竣，以便定期开学”；校长薪水“自筹办所成立之日起，准月支银220元”。（南京大学编：《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辑》，内部资料，1982年，第25页。）由此可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南高”或“南高师”）的历史，是从1914年8月30日开始的。1914年9月2日，韩国钧发布“2406号饬令”：“委江谦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南京大学编：《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辑》，内部资料，1982年，第26页。）

江谦（1872～1942），字易园，号阳复居士，安徽婺源人。早年受业于南京文正书院，曾任该书院山长。1902年，经户部右侍郎李昭炜保举，中式经济特科。后受张謇邀请，担任通州师范学堂堂长。1909年任安徽省咨议局议员；次年，选充京都资政院议员；1912年任安徽省议会副议长。1913年再转国民政府众议院议员。一度担任江苏省教育司长，成绩卓著，被大总统授予三等嘉禾奖章。中年归里，研究儒佛合一之学，并创办“佛光社”。对语言学造诣较高。著有《佛教三字经注》及其续编等。

江谦于1915年1月上旬来宁。1月17日聘请留学美国、专攻教育的郭秉文博士为教务主任，聘请留美教育学士陈容为学监(后任学监主任)。同时聘请教育部视学袁希涛、江苏省教育会正副会长沈恩孚和黄炎培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评议员”（中大八十年校庆特刊编辑委员会：《中大八十年》，1995年，第13页。）。18日，江谦等人进见江苏巡按使韩国钧，汇报查勘情况：“两江师范校舍，除已毁去宿舍一部分，各室窗户十毁八九，地板楼板破坏亦多……现尚驻有陆军第19师74团之兵队，如果早日令行移让，尚择要修葺，勉资应用。先择校内东首旧时教室修葺数间，作为筹备处。”（南京大学编：《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辑》，内部资料，1982年，第26页。）1月29日，江谦等人迁入筹备处办事。2月15日，校内驻军接到了江苏巡按使公署“立即迁出”的命令，并于5月6日迁移他处。5月13日，南高筹备委员胡昌涛和保管员李承颐向省公署报告接收办理情况：校中仅存各种器具664件，标本仪器则已荡然无存，书籍虽尚留一二，但均系残帙，校舍有192间彻底焚毁，其余也都是门窗尽毁，不蔽风雨。有鉴于此，省巡按使公署同意先期支付开办经费5万元。筹备处量力而行，先对居中的大楼及口字房进行修葺。至8月，已修好房屋670多间，耗资5万余元。同时又购买了部分必备的课桌仪器等。1915年夏，筹备工作基本完成。

南高筹备处于同年6月制定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章》，其内容与教育部发布的《师范教育令》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大致相同。8月又制定《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招考简章》。1915年8月11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正式招生，与北京高师、成都高师、武昌高师和广州高师一起，成为我国最早创办的高等师范学校。（潘懋元、刘海峰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680页。该页记载我国高等师范学校“实际设置”情况如下：1912年改京师优级师范学堂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2年改四川优级师范学堂为四川高等师范学校；1912年改两广优级师范学堂为广东高等师范学校；1913年7月，设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14年筹办、1915年开办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二） 开办概况

南高开办伊始，人数甚少，教职员只有30人左右。1915年8月第一次招生时，仅招国文、理化两部预科各一班，国文专修科一班，计划每班招收40人。各省报名学生共有534人，分别来自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广东、四川、贵州等省，但实际只录取126人，实到110人。9月10日正式开学。

南高成立之初，国文、理化两部和国文专修科，均以培养中等学校师资为目的。学生入学以后，先安排教职员逐日分班与之面谈，了解每位学生入学前的情况，然后再根据学生具体情况，分别制定施教办法。学校制定了包括入学资格、入学试验、插班试验等内容的《普通规则》和《选课规程》等。其中，《选课规程》规定必须修读国文6学分，英文12学分；以“每生每周上课及自修合3小时历半年者”为1学分；“每半年以学习16学分为标准”。

南高的教职员工，几年后有较大增加。据1918年10月统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编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一览》，1918年，第1～116页。），各种职员（包括校长）共41人，教员共53人，合计94人（其中美籍3人）。教职员中有32人是毕业或肄业于外国专门大学，其中多为由教务主任郭秉文从欧美留学生中物色聘请来的专门人才；本国专门高等学校毕业或肆业者18人，专修国学而历任教师者4人，本国中等学校毕业、肆业者10人，曾任教于中等以上学校及地方学校者23人，艺术专家6人，曾经供职于商界者1人。教员多为知名学者，如吴忆琴教授“算学”，吴玉麟教授“理论物理”等，胡刚复教授“电学与磁学”等，熊正理教授“声学”等，张子高教授“无机化学”、“理论化学”等，王教授“定性分析化学”等，孙洪芬教授“实验理论化学”等等。（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编印：《数理化部概况》，1920年，第1～12页。）胡、张、王等均为首届庚款留美的博士。

1915年以后，南高又陆续成立了数个专修科。至1920年，各部、各科学生人数如下。国文部：三年级31人，二年级36人；理化部：三年级35人，二年级21人；教育专修科：一年级40人；英文专修科：二年级18人；农业专修科：二年级29人，一年级21人；工艺专修科：三年级16人，二年级19人；商业专修科：二年级29人，一年级39人；体育专修科：一年级23人。总数共计357人。而且，国文专修科已毕业学生26人；体育专修科毕业学生32人。

南高开办经费为5万元，由省分批拨给，大部分用于维修校舍和购置器具，用于教学设备的不到十分之二三。以后由于时局动荡，经费更为拮据。

（三） 实施“三育”

南高在人才培养方面提倡“三育并举”，并且明确地提出了训育、智育、体育的标准、方法和程序。（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编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一览》，1918年，第16～18页。）

1.训育

训育，取训练与管理兼重之义。训练注意启发，使学生知其所以然；管理注意实践，使学生行其所当然。二者交相为用，以致达到知行合一。换言之，对学生的训育是双管齐下，既反对“懵懵懂懂地任意去做”，也反对“茫茫荡荡地悬空去思索”，旨在使学生学用结合，言行一致。训育有着一整套的标准、方法、程序和实施途径。

标准。以养成对于国家负责任的国民为理想中的人格。要养成这种人格，便需在道德、学术、才识方面进行有目的的培养。道德培养强调注意两点，一是品性，如知力、情感、意志等都要趋于中正；二是行为，如容仪、言语、动作等都要趋于平和。学术培养则强调注意这样两点，一是知识，如普通知识、专门知识等都要使之明确；二是技能，如应用、美感等都要使之精熟。才识培养也强调两点，一是计划，如全局、局部等都要有长远的打算；二是执行，如作业、协调等均要有宽厚的精神。而中正、平和、明确、精熟、长远、宽厚，又都须本着“诚”字。

方法。惟有启发学生的自动精神，才能使他们向着所定的标准不断地前进，即依据利用天性、触发感觉、引起兴味、应用暗示、选择思想、养成习惯的原则来进行。

程序。先由自己，而后他人；次由学校，而后社会。总之，以成己为始，以成物为终：对自己的品行负修养的责任；对同学的品行负规劝的责任；对南高校风负巩固发扬的责任；对南高附属学校的训育负协助的责任；对南高附近社会的风俗负改良的责任。

实施。实施训育的方法有二：一是修养，二是服务。修养方面，重视躬行与省察。设有学生省察表，每周由学生自己登记，学监调阅，教师根据学生的品德进行诱导。每学期汇交学监处，以此来评定学生的品行，并分别给予劝告或勉励。服务方面，重视实践与研究。校内凡与学生有关的各方面，均制定有《服务生职务规程》，由在南高各处所“实习”的“服务生”分期轮流服务，必要时还会召开服务生会议进行研究。每日由学监检查，并进行记载。在修养、服务两方面，无论个人或团体，均以说服和鼓励为主，直到完成为止。

2.智育

南高以“诚”为训育之本，也以“诚”为智育之本。因为研究事物以致知，即谓至诚。《中庸》说：“自明诚，谓之教。”“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所以，知、明、择，都是智育。

标准。以养成思想及应用能力为智育标准。使学生能思想，以探明知识之本源；能应用，以求知识之归宿。至于所考虑的和应用的一切事物，均以适合于社会需要为出发点。

方法。注重二种方法：一是养成思想能力。为此而格外注重思考与实验。为使学生不致空想，学校尽量为其提供试验的机会，使其所思皆有所据。二是养成应用能力。为此而十分注重理想与实际的结合，使学生所学皆有所用，所用者皆本所学。

实施。智育就其实施来说，共分设科、教授、实验、研究、实用和参观等六个环节。其一，设科。根据智育的标准和社会的需要而设科，并随社会的需要而变更。其二，教授（教学）。教授依据智育方法，以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为目的，所以重启发而不重注入，重自修而不重听讲。南高并于1918年秋季设立了教务研究会，以求教法的统一及改进。其三，实验。物理、化学、解剖学、土壤学、植物学、作物学等，皆重实验，一来可以作为学理的佐证，二来可以养成发明的习惯。例如，1918年时理化部的学生搜集中国药材，用化学分析法考察其成分；工科学生创制抽水机等，都是由实验的兴趣得来的。其四，研究。研究也是锻炼思想独立的一个办法。除校友会所设各种研究会外，南高各部、各专修科每一学年均定有研究一项。令学生各认一题或两题，详细研究，各撰报告书(相当于后来的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留校，以养成独立思想的习惯，并以此证其心得。例如，体育专修科毕业生所撰体育研究报告，共有体育史、体育原理、体育组织、体育教授法等四类36篇，多有新意和创见。其五，实习。南高的实习有两种：一是分科实习，一是实地教授。前者是为养成各科的技能，平日在校中实习，暑假则派往工厂、农场、商社实习。后者是为养成应用原理的方法，按原有章程，实地教授。其六，参观。南高每班学生毕业前，均派往有关机关进行参观。如体育专修科学生于毕业前到上海参观体育机构30余所以较得失，藉资借鉴。

3.体育

《中庸》言：诚，包括知、仁、勇三达德。希腊人常说：“健全之心寓健全之身。”体育为德、智二育的基本，欲求德、智高尚，若身体孱弱，则难以负担，而且不足以表示优秀国民的完全人格，所以南高对于体育极为注重。

标准。以养成坚强的体魄和充实的精神为标准。

方法。有三：一是养护，培养元气，御邪感于未然；二是锻炼，操练筋骨，以强身耐劳；三是医治矫正体格，使残者复康，使病者复强。

实施。在保护方面，有学校卫生，由卫生部管理；在膳食方面，则采用分食方法，人各备一食器，分贮荤素菜品；在锻炼方面，有体操正课、兵操、棒术、课外运动等，并有早操一门，每日晨起，学生各于室外举行15分钟早操，以养成终身早起运动的习惯；在医治方面，由中西医师诊治疾病，并设调养室，以资调摄。每学年举行体格检查一次，体格有残疾的人，由体育教员为其选定适宜的体操，恢复其健全体格。

从以上教育情况可知，南高已从过去在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上一味模仿日本转而学习欧美，即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为模本。这标志着我国近代教育已处在转轨和初步发展时期。

（四） 郭秉文长校与南高的发展

1918年3月21日，校长江谦因病休养，经教育总长傅增湘批准，由教务主任郭秉文代理校长。翌年9月，教育部正式委任郭秉文为校长。

郭秉文（1879～1967），（有关郭秉文的生卒年月，说法不一。王成圣说郭秉文“清光绪五年（1897年）生于青浦”而“逝世于民国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九日”（见《中大七十年》第68～74页之《郭校长秉文传》）。但光绪五年不是1897年，而是1879年（这极可能是校对错误）。即郭生于1879年，卒于1969年。而古明芳则说郭秉文“清光绪五年生于青浦，长于上海。民国五十六年八月二十九日逝世，享年八十有九”（见《中大八十年》第66页《郭秉文：国立东南大学首任校长》）。按照此说，郭是生于1879年，故于1967年。而杜成宪等人所持郭秉文生于1880年、卒于1969年（见《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1页）之说，似不足为信。1992年出版的《南京大学史》和1991年出版的《东南大学史》均未提及郭秉文的生卒年月。1967年与1969年相差2年，问题当是出在“六”和“八”上。因一时无从求证，本书暂取“民国五十六年”之说，理由有三，一是此说在后；二是“八十有九”（以虚龄计）言之凿凿；三是“六”字容易漏笔或误看成“八”，“八”则不大可能误写成“六”。）字鸿声，江苏江浦县人。1896年卒业于上海清心书院。1908年赴美留学，1911年获得乌斯特大学理学士学位，之后又攻读教育学，于191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并继续研究教育史。1914年，他以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这篇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成为在美国最早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之一。次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美国著名教育家孟禄为之作序。191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周盘译述、黄炎培作序的中文译本——《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该书约5万字，勾画出了中国自远古至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间教育制度的发展沿革，“是一部中国教育制度简史，也是中国第一部具有通史性质的教育制度史”。（杜成宪等著：《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1914年，南高刚刚筹建，郭秉文即被校长江谦函聘为教务主任，他奔走于欧美国家，为南高揽聘了一批留学欧美的专家学者。1915年，他自美国归国后，即鼎力协助校长江谦，为南高的长足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自1923年起郭秉文连续3届当选为世界教育会副会长兼亚洲分会会长。1925年被北洋政府执政段祺瑞免去东南大学校长职务。30年代曾任工商部国际贸易局局长、财政部次长等职。二战以后出任联合国救济总署副署长兼秘书长。

南高在开办之初，由于学科不多，师生较少，组织机构一直比较简单，主要由总务处统管全校行政之事。总务处下面，还设有教务处、斋务处、庶务处，各设主任一人，分负其责。凡不属以上四处的重大事情，须经校务会议讨论决定。校务会议由校长与总务、教务、斋务、庶务处各主任组成。若讨论有关附属中、小学的议题时，则安排中、小学主任列席。此外还有各部、各科教员会议，由各主任教员主持，讨论各部、各科有关事务。郭秉文正式接任校长之后，即于1919年10月4日聘请陶行知为教务主任，以接替自己原来的工作。10月22日，新的校务会议成立。11月1日，学监主任陈容辞职，郭秉文即改聘刘伯明继任。郭秉文、陶行知、刘伯明等一批留美学者开始对学校的组织制度进行改革。

为了充分发挥全校教职员的积极性，南高几乎把学校的各种事务都交给全校教职员去分头办理。具体做法就是，根据各位教职员的特点，分别组成各种委员会，由委员会负责处理。这种委员会有常设的，如：学校组织系统委员会、学生自治委员会、运动委员会、游艺委员会、图书委员会、出版委员会、学生自治委员会、办事方法研究委员会、校舍建筑委员会、校景布置委员会；也有临时的，如：暑期学校研究委员会、工读协助研究委员会、教课限度研究委员会、招收女生研究委员会、改良考试委员会、校内给水改良委员会、电灯改良委员会、制定校徽委员会、一览编制委员会、编制学历委员会、议事简则起草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等。各委员会设主任一人，由校长在各委员会中聘任，主任则负责将各委员会作出的决议案报告校务会议核议或交校长分别执行。例如，张子高、刘伯明、饶水斯、邹秉文、李仲霞、张士一、胡先、陶行知、陈鹤琴、杨杏佛等曾经担任一个或多个委员会的主任。柳诒徵、俞子夷、郑晓沧、廖世承、张信孚、涂羽卿、孙洪芬、徐亦蓁、王伯秋等人曾经担任不同委员会的委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各委员会名单》，见《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辑》，内部资料，1982年，第63～65页。）各委员会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科学论证，民主决策。五四以后的南高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成为全国著名的大学，与郭秉文校长的领导和全校教职员的共同努力密不可分。

随着学校规模的不断扩大，校务也日益繁杂，1920年1月，南高根据校务工作的需要再次变更学校行政系统。设立校长办公处，校长自兼主任，由刘伯明任副主任（副校长）。主任因公务外出，由副主任代行校长职务，另有文牍1人，事务员若干人。

校长之下改设教务处、事务处和训育处。其中事务处综理原来斋务处和庶务处两处的工作，原来的总务处被撤销，训育处则由原来的学监处改设而成。郭秉文校长为成立训育处专门致函教育部，详细陈述改设“训育处”之理由：“查规程载，高师全部组织分教务、学监、庶务三处。学监处掌管学生之训育及管理，关系一校风纪至重，唯以数百学生之德行全赖一二人负督察辅导之责，心劳力疲，而其效亦甚浅薄，故训育之责似宜为全校教职员人人所共负，然后接触既多，耳目亦广，随时随地均有示范之机会。……是此学监一职，既有全校教职员分其责，复有学生自治会代其任，则其名似未可虚设，此本校拟去学监名目之理由也。”（《关于校内试行简章呈教育部文》，见《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辑》，内部资料，1982年，第66～67页。）可以看出，“训育处”的设立，实为南高的一个创举，虽然郭秉文在该报告中自称“稍有变通”，但这却是对有着法令效力的《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的变通，其意义非比寻常。其核心思想是全体教师均须切实地负起教书育人的职责。这可能也是后来各公立大学中普遍设置的 “训导处”的由来，只是后来的“训导长”与南高时期的“训育主任”已不可同日而语罢了。

南高的校务会议，实际上就是学校的立法机构，它所作出的一切决议经由校长批准后，即由学校行政部门付诸实施。校务会议的成员除校长为会议主席之外，由每处、部、科和附中、附小各2名代表组成，其中1名为各部门主任，另1名由各部门选举产生。可见校务会议既具有权威性，又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校务会议议事范围主要有全校或部科计划、经济预算、部科的增减、课程的编制、招生与毕业等事项。

当时的南高分2部6科，即国文史地部（1919年春由国文部改设）、数学理化部（有时简称数理化部，1919年春由理化部改设）和体育专修科（1915年创设）、工艺专修科（1916年添设）、英文专修科（1917年添设）、农业专修科（1917年添设）、商业专修科（1917年添设）和教育专修科（1918年添设）。分科会议由各部、各科的主任教员、教员和助教组成，校长、教务主任、事务主任列席。会议的内容包括各部与各科的计划、预算、建设、课程和学生的成绩等。南高为满足学生实习的需要，还设有附中和附小。附中（即今南京师范大学附中）于1917年春筹备，同年9月开学，开始借用南高校舍。1919年建成附中一院，1922年建成附中二院，直接由南高教育专修科办理。附中教职员多由南高的教职员兼任。附小（即今南京师范大学附小）于1916年秋筹备，1917年2月开学，亦由南高教育专修科办理。

1920年1月，郭秉文校长又将南高的2部合建成文理科，下设8系。即国文系、英文系、哲学系、历史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和地学系，再加上原来的6科和新增加的2科——文理专修科和国文专修科，共有8系8科。有人对南高有过这样的评价：南高诸所擘画，颇异部章，而专科增设之多，尤为各高师所未见。南高的科系设置实际上已突破了师范的界限，具备了综合大学的雏形，为创设大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郭秉文校长对学校行政组织的改革具有首创性和超前性。郭秉文之所以能在南高进行行政组织的变更，一方面是由于他深受欧美教育思想的影响，试图把欧美的办学理念在南高付诸实践；另一方面也是受到了五四运动的影响和鼓舞。1920年6月26日，郭秉文再呈《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内部组织试行简章》于教育部，得到教育部的答复：“呈悉。查该校所拟内部组织试行简章大致尚妥，应准备案，仰即知照。此令。”郭秉文对南高内部组织机构与制度的一系列改革终于得到教育部的肯定。

南高在对学校行政组织进行变更的同时，在教学制度、课程设置等方面也都作了不少改进。早在1915年12月，南高就设立了体育专修科并于次年春季开始招生，为全国首创（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于1917年招收第一级学生）。该科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体育师资和体育管理人员。为加快体育系科建设，南高于1917年9月，以每年3600银元的薪俸，重金聘请美国人祁屋克为体育主任。（《聘请美国人祁屋克为体育主任合同》，见《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辑》，内部资料，1982年，第63页。合同规定，每月由学校向祁屋克致送300银元；同期受聘教务主任的陶行知的月薪为250银元；而先前江谦筹建学校时的月薪是220银元。）1918年6月，又选派体育科教员卢颂恩赴美学习体育。1918年7月，教育部要求南高开展体育试验，以便普及体育，并在全国推广。

1919年，南高教务会议通过改良课程的提案，决定自1920年9月开始实行“选科制”（即学分制）。实施这一学制，不仅有利于学生志趣和才智的发展，也有利于教师因材施教。同时，对教师的教学工作也能产生一定压力，促进教师努力提高教学水平。其优越性在实施后逐步显示出来，因而后来被广泛采用。

1919年12月，陶行知提出《女子旁听办法案》，在校务会议上获得通过。1920年暑期南高招收了第一届女生，实行男女同学。此为南高开放女禁之始，在全国亦属于首开女禁的2所国立高校之一（详情见后）。

 (五) 校歌、校训与校风

在开办之初，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就创作并确定了《校歌》。该校歌由校长江谦亲自“作歌”；“制谱”者则是正在南高教授音乐与绘画的李叔同。李叔同（1880～1942），是一位集戏剧家、文学家、音乐家、书画家等于一身的奇才。出身于进士家庭，早年留学日本，学习西洋绘画和音乐，曾创立春柳社。归国后在浙江两级师范等执教。1915年接受江谦的聘请，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绘画和音乐教员。他率先采用外国歌曲配制新词作为“学堂乐歌”的教材。作有歌曲《春游》、《早秋》、《送别》、《西湖》等传世，并且对于我国早期的艺术教育具有重要启蒙作用。1918年他在杭州虎跑寺出家，法名演音，号弘一，世人遂称其为弘一法师。由于1918年7月出版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一览》已印有校歌，且词作者江谦在南高的主要活动是在1917年以前，估计该校歌作于1916年前后。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歌的歌词如下：

    大哉一诚天下动，

    如鼎三足兮，曰知、曰仁、曰勇。

    千圣会归兮，集成于孔。

    下开万代旁万方兮，一趋兮同。

    踵海西上兮，江东；

    巍巍北极兮，金城之中。

    天开教泽兮，吾道无穷；

    吾愿无穷兮，如日方暾。

该校歌，包括词和曲，2001年又被确定为《南京大学校歌》。

建校初期，南高还确定了校训。经过广泛讨论后确定，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训只用一个“诚”字。所谓“诚”就是指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和知识上的明达物理。南高之所以以“诚”为训，以诚为本，是因为校长江谦认为，诚涵知、仁、勇，诚育德、智、体；全体师生均须以诚植身，以诚修业，以诚健体，以诚处世，以诚待人。所以江谦在歌词的首句便写道：“大哉一诚天下动，如鼎三足兮，曰知、曰仁、曰勇”，大气磅礴，醍醐灌顶。而当校训成为全体师生的共识，并在实践中认真予以实施时，就可以逐步形成良好的校风。

南高的校风，概括地讲，就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精神和诚朴、勤奋、求实的风尚。它们融合、贯穿在一起，并且还和学校的教育思想、办学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诚朴、勤奋之与民族精神，求实之与科学精神等，均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1.南高校风的形成

南高的校风，并非一开始就客观存在、十分明晰的，它是一个不断涵濡、积累、充实和长期坚持的过程。它是由老校长江谦提倡，郭秉文校长继承和发展，教师身体力行，学生自觉响应和实践，后由刘伯明教授等加以理论化并使之渐臻完善的。

江谦乃耆德硕儒，对王阳明之学颇有心得，崇尚俭朴，主张知行合一，言行一致，有始有终。他修“梅庵”，把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李瑞清倡导的“嚼得菜根，做得大事”八字校训，作成木匾悬于门首。江谦身体力行，师生竞相仿效。诚实、俭朴、好学、勤劳，渐成风气。

郭秉文继承和发展了江谦的教育主张，坚持以“诚”为训，以培养学生完善人格为办学标准，勉励学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郭秉文延揽了一批著名的科学家，施行科学教育，重视科学训练，培养出大批科学人才，也使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深入人心。南高的教授，约有三分之二曾留学欧美。他们目睹列强屠宰、瓜分中国的情景，早有强烈的为国雪耻之志；亲历满清的腐败统治，身处黑暗年代，有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他们飘洋过海，志在探求富民强国的道路和本领。南高的教授大都有两个显著特点：一个是重士人气节，一个是重学育人。在南高教授中，曾流行过这般话语：“想为官者上北京，想发财者去上海，唯我心甘情愿在南高。”当“西化”之说甚嚣尘上之际，南高教授不为所动，不妄自菲薄，不数典忘祖，反对民族自卑心理。但他们又绝非夜郎自大，闭目塞听。他们认为中国改革精神缺乏，科学教育落后，培养人才刻不容缓，故南高教授，于自身则勤学潜修，精益求精；于学生则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

1919年的五四运动，对南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实行民主治校，推行民主管理，提倡科学，昌明学术，成为师生共同的要求。学校采纳了师生的意见，于领导体制方面，采用责任制和评议制相结合的原则，重大问题，均交校务会议先行讨论。于学生方面，则积极支持和指导学生自治会的各种活动，各种学术学会、研究会相继成立，报告会、演讲会纷纷举办，各种油印的、铅印的学术性刊物，犹如雨后春笋，琳琅满目。1919年是大转变的一年，民主的、科学的精神，爱国、爱校的思想，渐次形成。

刘伯明教授对南高校风的形成更是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南高毕业生陈训慈后来著文写道：“刘师于传授知识之外，独重人格之感化。实际主持校务，为全校重心所寄。综一生精力，悉瘁于南高之充实与扩展。倡导学风，针砭时俗，尤为时论所推重。”南高另一位毕业生张其昀也著文说：“南高给予我们的究竟是什么？舍枝叶而求根本，便是南高精神、南高学风。当年南高的重心，‘高标硕望，领袖群伦’的人物，是哲学教授刘伯明先生。”（张其昀：《南高的学风》，《中大七十年》，中央大学七十周年特刊委员会，1985年，第78页。）

刘伯明（1885～1923），江苏南京人，早年曾受业于章太炎先生，具有炽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汇文书院（即金陵大学之前身）毕业后，赴日本游学，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积极从事民主革命。英国侵占我云南片马，刘伯明用英文撰写讨英檄文，言辞激昂，传颂一时。辛亥革命胜利后，诸多同盟会会员弹冠相庆，有人劝刘伯明出任外交官，刘笑而谢之，独自赴美攻读哲学和教育学，获硕士及哲学博士学位。1915年归国后，即倾心于教育事业。先受金大之聘任国文部（后改为国文史地部）主任，继受南高之聘，讲授哲学、伦理、教育等课程。刘伯明中西哲学造诣精湛，中英文根底深厚，通晓德文、法文，自学梵文、希腊文，博学多知，学贯中西，授课之时，情理并茂，在学生中威望甚高。时有“南刘（伯明）北胡（适）”之说。旋又受郭秉文校长之聘，先任南高训育主任、文史地部主任，1920年东大成立后又任文理科主任兼哲学系主任、行政委员会副主任、副校长。因郭秉文欲谋学校事业之发展，忙于外务，郭离校期间，刘即代理校长职务。南高、东大同仁，以其道德、学问均堪为人表率，誉其为“南雍祭酒（南雍，明朝南国子监的别称，国子监是当时国家最高学府与最高教育管理机构。20年代前后，学界多以南雍比喻南高和东大。中国古代太学、国子学、国子监等国家最高管理及教学机构的正职，被称为祭酒，副职被称为司业。誉刘伯明为“南雍祭酒”，即视其为校长，深含敬意。），纯粹君子”。刘伯明悉心致力于学风、校风的建设，结合人生理想、世界观、气节志向、科学、民主，以及存在的问题，做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先后发表了《论学风》、《学者之精神》、《再论学者之精神》、《共和国民之精神》等系列文章（该4篇文章分别刊于《学衡》1923年第4期、《学衡》1922年第1期、《学衡》1922年第2期、《学衡》1922年第10期。），又曾就学风、教育、世界观等问题作了系列讲演。教育贵于熏染，风气赖于渐成，积多年之努力，南高之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精神，诚朴、勤奋、求实的优良学风，终于得以形成和坚持。

2.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精神

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宏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坚定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是南高的重要教育内容，亦是其教育的主要特色之一。国学大师柳诒徵特著《中国文化史》三巨册，旨在唤醒学子的理性，得知中国文化的全貌和真象。他向学生大声疾呼：世界之文明古国，皆已沦丧，唯中国从未为外族征服；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国士有责；欲扶危避险有赖全体学子品性体格并重，奋斗不息！南高文史哲的研究会众多，所主办的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哲学报》、《史地学报》、《学衡》等，都曾风行一时，影响颇大。

倡导民主精神，推行民主体制，实行教师议政，学生“自动自治”，是南高管理上的一个进步。曾经担任过中国留美学生会会长的郭秉文向来主张实行学生自治，凡生活、文体、游艺、学术、出版等活动，都尽可能让学生自行组织、自行主办。民主无疑是进步的表现，但是如果过多地强调民主，也有可能会欲速而不达。对此，刘伯明曾著文说：“国家要强盛，非实行民主政治不可；学校要昌明，非实行学术自由不可。中国受封建主义统治两千年，旧的积习过深，阻力很大，需要作长期奋斗。但自由的真谛何在？民主的涵义何在？自余观之，共和精神非他，即自动地对于政治负起责任。自由必与负责相结合，而后始为真正之民治。仅有自由为之放肆，任情任意而行，而无中心相维系，则有分崩离析、群体分裂之祸。仅负责而无自由，谓之屈服，此军国民之训练，非民治也。盖民主政治，虽重自由，然有自由必附以负责之精神。真正的自由与负责，讲到底，是同一事物的两面，唯负责而后有真正之自由，唯自由而后可谓真正之负责。而欲达到民主共和，应自学生自治始，这是南高的群育纲领。”（转引自朱斐主编：《东南大学史》第一卷，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74～75页。）刘伯明的精辟见解，后来逐渐成为南高师生的共识。

倡导科学精神，注重科学教育，造就较多的科学人才，是南高教育的又一特色。郭秉文说：“不发扬民族精神，无以救亡图存；非振兴科学，不足以立国兴国。”刘伯明说：“科学的鹄的是求真，即所谓格物致知。”又说：“科学家不承认有神秘的东西，不承认权威，不崇洋，不泥古。科学家是平等的，科学的思想，最能促进平民思想，发挥民主精神。”还说：“凡研究者，必具有自由之心，所谓自由之心，实古今种种发明和发现的必要条件。”“我们正处于科学昌明之世，要想成为真正的学者，必须进行严格的科学训练。科学之用于教育，足以培养独立精神和高尚思想，并促进教育的科学化。”（转引自朱斐主编：《东南大学史》第一卷，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75页。）刘伯明以哲学家的眼光看待教育科学，独具慧眼。

3.诚朴、勤奋、求实的学风

一所学校学风的形成，主要有两方面的条件：一是该校的历史传统，众多学者的教育思想和学校的风气；二是办学者的教育思想，师生的素质和思想精神状况。

江谦主张三育并重，以诚为训，以诚植身，以诚修业，形成了“诚实、朴茂”的学风。

郭秉文、刘伯明以及南高诸教授，主张弘扬民族优良传统，吸收西方优秀科学文化，民主治校，学术自由，三育并举，形成了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精神。正是南高的这些精神，潜移默化，日积月累，才形成了南高“诚朴、勤奋、求实”的良好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