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吴有训接长中央大学，他是抱着为母校服务的热忱来上任的。

（一） “不愿做校长”的校长

吴有训（1897～1977）字正之，江西高安人。1916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理化部。1920年毕业。1921年冬，考取江西官费留美。1926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攻读期间，参与A.H.Compton的X射线散射研究的开创工作时，他以精湛的实验技术和卓越的理论分析，验证了康普顿效应，并发表了多篇论文，使康普顿效应进一步为国际物理学界所公认。1927年，康普顿因此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由于吴有训的研究对康普顿效应所作的重大贡献，国内外的有些物理学教科书将它称为“康普顿－吴有训效应”。

1926年秋，吴有训婉言谢绝了康普顿的挽留，毅然回到了阔别五年的祖国，任教于中央大学。1928年被聘为清华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30年代初，吴有训在清华大学建立X射线研究室，根据康普顿、拉曼等的理论，从事气体对射线散射之计算的研究。并进一步把X射线在单原子气体中散射的公式推广运用到多原子气体散射的研究，计算出某些双原子气体对X射线的强度。这项研究是吴有训在国外研究基础上的发展，受到广泛重视，成为我国开展近代物理实验的先驱。后因抗战爆发，实验被迫终止。

抗战胜利，吴有训单身一人从昆明来到重庆沙坪坝，他是以科学家身份出长中央大学的。对于这项任命，据其家人回忆，吴有训内心是十分矛盾的，他深知中央大学是国民政府教育工作的“门面”，蒋介石曾担任过校长，无论是外部对中央大学的控制，还是学校内部派系的矛盾都相当复杂。对于国民党官场腐败深恶痛绝的吴有训，极不愿卷入矛盾中去；但中央大学是全国规模最大的一所综合性大学，也是吴有训的母校，他怀着深厚的感情，希望抗战结束后，自己的理想——“教育救国”、“科学救国”能在母校实现。

吴有训就是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接受了这项任命。作为科学家，他的想法比较单纯，认为自己不是来做官的，而是来办教育、搞科学的，于是，他为自己立下了“办教育而决不沉浮官场”，“合则留，不合则去，决不苟同”的原则。（吴再生：《晚风习习忆亲情》，《吴有训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页。）长校两年多时间，吴有训始终履行自己立下“决不苟同”的原则，曾向当局递交过14次辞呈，成为当时很有名的“不愿做校长”的校长。

    （二） 只凭着“为母校服务”之心

正值八年抗战结束，全国沉浸在一片欢腾的海洋中。吴有训走马上任来到中央大学，在对师生的讲话中说：“我来中大，只凭着为母校服务这点关系。”（羊克：《校长吴有训先生》，《中大新闻》，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编，1947年6月29日。）当时，他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繁重的复员工作。他必须同时做好南京方面校舍的接收、修复、使用安排、设备添置以及重庆方面的搬迁准备等，为此，他两次亲赴南京办理有关事宜。由于他的精心擘划，千头万绪的搬迁工作才有条不紊地进行，充分表现出他的组织才能和知人善任的作风。1946年秋，全校师生员工及家属12 000多人，图书仪器设备4 700余箱及私人行李近万件顺利完成复员，返回南京。

长校期间，吴有训以其清廉处世、淡泊名利的品德和正直的人格，博得中央大学绝大多数师生的理解和支持。当时担任中央大学校长一职，不但有地位，而且配有花园式洋房、小汽车、厨师及全套勤杂服务人员，可吴有训夫妇始终不肯接受这些待遇。将花园洋房分给几位教授居住，自己一家7口挤住在中央研究院两间宿舍里，两家人合用一个8平米小客厅。平日里，吴有训是布衣长衫，到学校、进教室都是步行，很少动用公家小汽车，对官场的应酬大多谢绝，以致有一次被传达阻在教育部的大门外，解围后，传达唯唯而退，口中还念念有词：“别的校长西装革履，这位校长兰布大褂；别的校长小卧车来，这位校长走路来，不知！不知！有罪！有罪！”（廖延雄：《忆吴有训先生》，《吴有训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88页。）吴有训厌恶鄙视官场上的庸俗恶习，始终保持着他那“一介书生，两袖清风”大学教授的清苦生活。有一回，一位手持行政院长孙科亲笔函的说情者来找，吴有训毫不客气请他转告孙院长“学校不是官场”。1946年冬，吴有训夫妇回江西老家为父亲安葬，蒋介石曾派人送来一笔钱，被谢绝了，去江西的费用完全是自己预支的薪金。他的孩子因家中住房紧张，都是住读在中央大学附中。他要求孩子勤奋读书，正派做人，生活、学习都与广大清贫学生一样，在校三年，少有人知道他们是校长的子女。

吴有训的人格、学问，赢得师生的衷心爱戴。当吴有训准备借出国参加学术会议之机，辞去中大校长的消息传出后，校园掀起阵阵挽留的浪潮。在一次欢送会上，学生代表递交了一封有4?000学生签名的赠别信，信中赞扬吴有训“呕尽心血，擘划经营”，使学校“日上，学术地位益形巩固”，对吴有训表示“无上之崇敬”，恳请他“早日返校主持校政，此不独全体同学之切望，抑亦我校亟需师座之领导。”（戴佳臻：《卓越的科学家、教育家吴有训》，《吴有训》，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页～152页。）

曾被吴有训聘为教务长，后为南京大学副校长的高济宇说：“吴校长的学问、人品均属上乘，中央大学真正得到师生拥护的校长，恐怕只有吴有训先生一人。”（高济宇：《校事琐忆》，《高教研究与探索》1988年第2期。）

（三） 教学不脱离科学前沿，教学与科研并重

吴有训是抱着“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理想来到母校的，他深知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要有一个与之共同奋斗的群体，有一所高水平的学校，只有这样，大学才能在国家学术独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办学中，吴有训总是反对知识界难免的“门户之见”，始终把聘请学术造诣高的教师作为首要任务。复员初期，教师流失较为严重，吴有训凭借自己在科技、文教界的声望，积极组织延聘。在较短的时间内，为中央大学请到一批知名学者，如古希腊哲学家陈康再度回到中央大学（抗战期间因不适应重庆气候，去了西南联大）、我国原子能研究开拓者之一的赵忠尧、地质学家黄汲清、教育学家陈鹤琴、翻译学家罗大纲、史学家罗尔纲等，这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充实教学第一线，为中央大学的教学和科研更上一个台阶创造了条件。

吴有训主张教学与科研并重，教学不脱离科学前沿，这就要求大学教师有较高的研究水平。在这方面，他本人就是一个范例，如在讲授《近代物理学》课中，将当时物理学界科研的最新进展X射线学引入课堂，并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讲授，使教学本身有了更丰富、更新颖的内容，也让学生了解到物理学研究前沿，启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此同时，他还大力倡导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加强理论与实验并重的观点。作为我国早一代实验物理学家，吴有训曾以精湛的实验技能，做过许多重要的物理实验；同时，对于实验在物理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有着深刻的体会。所以，对那些不注重实验的“科学”，吴有训斥之为“妄谈科学”或“空谈科学”。他常要求学生说：实验物理的学习要从使用螺丝刀开始！

复员后，中央大学的科学研究也有了新的进展。在吴有训的主持下，物理系新建了原子核研究室，并与中央研究院合作，在九华山建立中国最早的原子能研究基地，为后来我国原子能研究积累宝贵的经验和人才。

在加强教学、科研的同时，吴有训十分重视对外交流，他深知交流必须建立在增强自己科学研究实力的基础上。为此，他积极支持教授出国进修、考察，同时促成国外专家教授来华访问讲学。这些国际交流活动的开展，引起同行们的注目，为活跃学校的学术气氛和扩大学校的声誉产生极好的推动作用。

（四） 学校应该是教授与学生自己的

吴有训认为：“学校应该是教授与学生自己的。一所理想的大学，应以培养人才和研究学术为惟一目标，否则就应该关掉。”（羊克：《校长吴有训先生》，《中大新闻》，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编，1947年6月29日。）作为一校之长，应尽力将尊重和发挥师生在学校中的主体作用放在首位，他不搞过去“学府皇帝”、“听差制度”的官僚作风，取消了学校原来规定的每周“精神训话”等繁琐形式，要求着力于教学、科研，营造更浓的学术气氛，并提出中央大学应在安定中求得进步。

同时，努力强化教授会的作用，以行政会议作为学校的最高决策机构，吸收教授代表参加校务会议和行政会议，校长和别人一样，只能一人一票，以服从大多数为原则。1947年5月6日，中央大学教授会通过《要求提高教育经费改善教员待遇宣言》，吴有训积极支持教授会的行动。允许学生自由组织社团，废除了长期沿用由训导处包办、间接选举学生自治会的规定，改为学生直接民主选举，为此还修改了学生自治会的组织章程，从而摆脱了被国民党、三青团操纵的学生自治会。这些管理学校的民主措施，自然受到师生们的拥护，对抗战胜利后的中央大学民主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家认为是吴校长把民主作风带进了中央大学。

吴有训极为尊重和爱护师生，他家中坐客常满，每天都有教师或同学去拜访，一改过去见校长难、预约也难见的隔离疏远之感。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全国人民渴望出现一个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新中国。为了反对国民党坚持独裁、内战的政策，推进政协会议，中央大学发起并组织了“一·二五”万人大游行，是抗战以来陪都重庆发生的规模空前的一次群众性运动。游行的前夜，学校得到当局可能对游行队伍镇压的消息，吴有训担心昆明“一二·一”惨案在重庆再现，为了保护师生的安全，第二天一早，他赶到上清寺中央研究院办事处门前，他要亲自率领游行队伍向政协会场走去，同学们看见吴校长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军警无可奈何，谁也难以动手。事后，陈布雷转告了当局对吴有训的责备和不满，吴有训却愤愤地说：“这事我做了，我该做！”随即提出辞呈。吴有训向国民党当局做出了“决不苟同”的第一个姿态，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1947年5月20日，中央大学师生举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镇压。随后，南京警备司令部发布中央大学戒严令，向学校交出一张学生名单，训导长刘庆云在吴有训的支持下，代表校方断然拒绝，保护了40名青年学生。但吴有训的精神仍极度苦闷，强忍着种种压力，一再表示：“只要在位一天，就要全力保护青年学生。”

吴有训是一位正直的学者，对政治斗争知之甚少，但他懂得一个简单的道理：绝不能让国民党的警察特务到学校随意抓人，更不能让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受到残害。任职期间，吴有训曾向国民党当局递交过14次辞呈，他明确表示：“我做校长就得按我办教育的方针去做，不允许迫害学生，否则我就不做这个校长。”（吴再生：《晚风习习忆亲情》，见《吴有训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128页。）这种不买帐的态度，使国民党当局十分头痛。

（五） 敢于同帮派势力抗争

复员回到南京，吴有训本想顶住政治压力，加大力度对校务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侧重点当然是民主办学。他认为只有让师生充分享有和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之后，学校才能营造更浓厚的学术气氛，并创出学术成果。然而，国民党当局岂能容忍一位民主的校长？“一·二五”运动后当局的责备和不满；校内帮派势力互相勾结，校园成了“三长”（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把持的天下，他们利用“中央大学校友会”拉帮结派，排斥异己，自诩为“少壮派”，压制非中央大学出身的教授，而且垄断学校经费分配，凌驾校长之上，广大师生义愤填膺。吴有训深感宿愿难偿，以“三长专权，校长难为”提出辞呈，教育部迟迟不予答复。恰值家中老父未及安葬，便向教育部请假一月，拂袖去了江西。期满，续假不归。校园里传出吴有训辞职，教育部将派人来接任的消息，学生纷纷贴出大字报表示反对，学生自治会派代表前往江西慰留，欢迎“吴校长永长中大”。期间，师生们联合起来反对“三长治校”，反对他们的倒行逆施。教育部连忙派员赴江西催促吴有训返校。蒋介石亲自电请：“兹校复员甫定，开学伊始，一切必须兄来主持，以立规范，务望打消辞意，即速返京，一切困难，必可为兄妥为解决。”（聂冷：《吴有训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页。）在有理、有利、有节的抗争下，吴有训返回学校。不可一世的“三长”只好辞职。吴有训重新聘请高济宇为教务长，刘庆云为训导长，贺壮予为总务长。提出了“在安定中求进步，在进步中求安定”的治校方针。新领导班子齐心协力，同舟共济，终于使学校内的反对势力渐有收敛，师生们能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学习和工作。

“五二〇”运动后，面对国民党当局对学生运动的遏制和镇压，吴有训忧心如焚，整天寝食不安，以致卧病不起，每天前去探望的学生络绎不绝。有一次，当学生不在场的时候，吴有训对来访的客人说：“学生们个个身强力壮，志向远大，勇于面对现实，但现实偏偏这样腐败混乱，教他们怎能不愤慨，怎能不激动呢？”又说：“政治不改进，今后的学生运动，必然还要发生。”（羊克：《校长吴有训先生》，见《中大新闻》，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编，1947年6月29日。）

1947年11月，吴有训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在墨西哥召开的文教组织委员会会议。会后，赴美国考察、讲学。临行前，他向教务长高济宇透露：“不拟返国履职了”。因在对待学生运动的态度上，他与政府有分歧，政府命令抓，他则主张放，始终水火不容，不能苟同，致使他处境十分困难。由于长期的积郁和劳累，从美国返回南京后，心脏病复发，经一再恳请，于1948年8月，获准辞职。后受聘于交通大学，任物理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