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拨乱反正，南京大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新的时期中，南京大学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办学方向，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适应科学技术革命的新潮流，为国家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质量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积极开展具有重大科学意义和社会经济效益的科研工作，增强学校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参与和服务能力，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综合大学的办学道路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

（一） 学科专业的调整与新建

1. 应用文科的发展

自1952年院系调整后，南京大学在文科上只保留了中文、历史、西语、俄语等4个系、7个专业；以后西语系与俄语系合并为外文系，撤消了考古专业。1959年、1960年在中文系曾开设过新闻专修科。1960年成立了政治学系，设政治专业。1965年外文系增设西班牙语专业。这样，到“文革”前南京大学文科方面仍为4个系，专业数仅从7个增加到8个。而理科方面南京大学1952年时为数学、天文、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地理、地质、气象9个系共13个专业；到1956年因心理学系停办减少为8个系，专业数却增加到35个。恢复高考制度的1977年，南京大学招生专业共51个，其中文科因恢复考古专业而增为9个专业，政治学系政治学专业随后改名为哲学系哲学专业；而理科专业却已增加到42个。因此，以总体上看，南京大学在学科上呈现出“文弱理强”的局面，就像有些教师所评述的那样，“一条腿粗，一条腿细”。

1978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加强，以及干部队伍的知识化、专业化的趋势，对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加强文科，特别是应用文科的发展，引起学校领导和广大教师、干部的重视。1978年上半年，在外文系增设了日语专业。下半年，恢复了经济学系，设立了经济学专业；并设立了图书馆学专修科。1980年，经济系经济学专业分为政治经济学专业和经济管理专业。1981年，恢复了法律学系，设立了法律学专业。这样，80年代初，南京大学的文科已有7个系、14个专业。

1981年上半年，学校召开了文科工作会议，着重研讨了如何克服“左”的影响，加强南京大学文科建设，以及如何形成和发挥学科优势的问题，会议形成了《中共南京大学党委如何加强文科建设的几点意见》，对进一步加快文科的发展做了相应的部署。

2. 理科专业的调整与新兴技术学科的建立

从1978年以来，根据国家建设需要、学科发展趋势和学校的实际出发，南京大学对理科专业进行调整，并将有选择地发展新兴技术学科作为重要的努力方向。

为拓宽专业口径,1979年将化学系原来的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催化化学、高分子化学、放射化学6个专业合并为化学、高分子化学两个专业；将物理学系的固体物理、磁学、晶体物理、半导体物理、低温物理、理论物理、声学、无线电物理等9个专业，调整为理论物理、原子核物理、固体物理、声学、无线电物理等5个专业；将地质学系的区域地质构造、矿物岩石学、矿床学、地球化学、古生物地层学、放射性矿产地质、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等7个专业，合并为构造地质及地球物理、矿物岩石和地球化学、古生物地层学、放射性矿产地质、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等5个专业。1980年将物理学系5个专业中的理论物理、固体物理专业合并为物理学专业。1982年气象学系气象学专业更名为天气动力学专业。1984年将天文学系的天体物理、天体测量、天体力学等3个专业合并为天文学专业。

为发展新兴技术学科，1978年，在原数学系计算机软件专业和物理系计算机硬件专业的基础上，成立了计算机科学系。1980年，化学系高分子专业更名为高分子合成材料专业，以后又更名为材料化学专业；在数学系恢复了数理逻辑专业，增设了情报检索自动化专业（后因部分教师转入图书馆学系而撤消）；计算机科学系原计算机硬件专业更名为计算机系统结构专业。1983年在地理学系试办自然资源专业。

（二） 本科教学的初步改革

1. 率先试行学分制

解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大陆高校由于套用苏联办学模式，一直采取学年制。自1978年下半年开始，南京大学率先试行学分制，允许学生按规定通过考试免修部分课程，允许学生修满应修课程，达到毕业学分要求时提前毕业，以利于适应学生各自的基础、兴趣和不同特点，让“腿长的跑得快些，肚子大的吃得饱些”。 学分制的推行，较好地贯彻了因材施教的原则，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一般情况下，每学期全校跨系、跨专业互选课程和选读公共选修课的都达到五六千人次，每届新生中都有3-4%的学生经水平测验，免修部分必修课；在文科一些专业中，每年也都有一些学生因学习勤奋、成绩优良，提前修完教学计划规定课程而提前毕业。首届实行学分制的78级学生中，提前毕业的就达145人，其中59人提前毕业后与早半年进校的77级学生同时考取研究生。

    2. 加强基础课教学

在实行学分制的过程中，南京大学注意切实加强基础课教学。1978年，匡亚明校长在学校系主任等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提出：“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加强基础课教学，各系都至少要安排一名教授或副教授上基础课。”1979～1980年第一学期，全校就有33名教授、副教授上基础课，其中包括好几位资深的教授学者，如地质学家徐克勤、元史专家韩儒林、古代史专家刘毓璜、英国文学史专家陈嘉、无线电学专家鲍家善等。名师授课，备受欢迎，他们的学识造诣、人品格调，都对入学新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3. 倡导开设“大学语文”必修课

针对当时相当一部分大学生语文水平低的问题，匡亚明校长大声疾呼：大学有必要开设大学语文课。他曾经十分感慨地说：“试问连祖国语文这一基本武器都不能掌握，如何能理解科学知识和完善地表达科研成果呢？”（匡亚明：《大学语文序》，《匡亚明教育文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9页。）在他的倡导下，从1979年开始，南京大学在一年级新生中开设了中国语文课，选读中国古典名著，练习写作，以提高学生的文学修养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学校把大学语文列为文理科各系学生的共同必修课之一，聘请一批有水平有经验的教师授课，匡亚明校长还亲自讲授过大学语文课。在匡亚明的大力倡导和南京大学的影响下，全国各类高等学校都陆续开设了大学语文课，出版了多种《大学语文》教材，不久，全国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也成立，匡亚明担任该研究会的名誉会长。实践证明，在当时的情况下，大学开设语文课是完全必要的，它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准和分析思考能力，而且对陶冶思想情操、提高人文素养也有积极作用。

为利于拓宽学生知识面，促进学科交叉、文理渗透，学校还开设其他许多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通选课程，以及艺术教育方面的艺术欣赏和美学理论等课程。

    （三） 研究生教育的发展

1978年，南京大学恢复招收研究生，当年招收研究生158人。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决定在我国实行学位制度，研究生教育受到高校和社会各界的进一步重视。而同时，由于恢复高考制度后招收的本科大学生陆续毕业，为研究生教育提供了充足的生源；由于科研工作的发展和国际学术交流的扩大，一批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迅速成长起来，为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较雄厚的师资力量；由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高级专门人才的急切需求，特别是高校师资和科技人才的短缺，又亟需改变当时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层次结构上“中间大、两头小”，即本科生培养比重较大，而研究生、专科生培养比重偏小的状况。所有这些因素，使得南京大学的研究生教育自1981年以后获得较快的发展。

1981年4月，南京大学设立了研究生处，专门负责研究生的招生、录取、学籍管理、教学组织、毕业分配等工作。1981年招收攻读硕士生数即从1980年的43人回升到171人。同年间，在国务院第一次学位授权专业评审中，南京大学获得24个专业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和53个专业的硕士学位授予权，并有39人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随即开始了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的工作，当年招收10人。到1984年，南京大学招收的硕士研究生人数就增加到255人，并招收博士生67人，以及研究生班学生24人、代培研究生23人，实际招收研究生369人，在校研究生则增加到927人。从1978年至1984年的8年中，南京大学共招收研究生1204人，是1955年至1965年11年间招收研究生总数（276人）的4倍多。

（四） 科学研究成为学校工作的重点之一

1977年，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重点大学既是办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邓小平同志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9页。）南京大学自觉地把科学研究作为学校工作的主要任务来抓。

1. 明确科研工作指导方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南京大学就根据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和学校实际情况，提出科研工作要“开拓特色，充实一般，注重基础，发展应用，加强边缘”。1981年4月，南京大学召开各系各学科教研室主任会议，传达教育部转发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有关文件，其中提到，今后一段时间，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方针是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南京大学也相应提出了加强应用研究和与技术发展相关的基础研究的设想。1982年，南京大学又进一步把科研工作的指导思想归结为“加强应用，注重基础，发展边缘，促进联合”的十六字方针。

2. 注重应用研究

为了把学校科研工作积极组织到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主战场上，南京大学把加强应用研究作为科研工作的重点，注意克服过去闭门搞科研和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发动全校教师和科研人员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际需要出发，积极承担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和其他应用研究项目，努力解决生产实践中的课题。理科各系都积极承担了许多重大的应用研究课题，在精细化工、声学、激光、超微波电子学、最优化方法、计算机软件应用、石油催化剂、灾害性天气预报、寻找地下水等应用性研究领域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例如，生物系仲崇信教授主持的沿海滩涂开发及大米草生长规律、种植技术、综合利用的研究，地理学开展的“海洋动力地貌研究”等等，都取得了既有学术意义，又有重大应用前景和社会经济价值的成果。

3. 科研力量的组织和科研机构的增加

南京大学1977年时还仅有60年代成立的声学、络合物化学、海洋地貌、欧美文化、非洲地理、近现代英美对外关系等6个教育部批准的研究室。1978年以来，由于科研工作的广泛开展，科研机构迅速增加。文科方面：1979年在原来的欧美文化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了外国文学研究所，并成立了宗教研究所、戏剧研究所。1982年成立了《全清词》编纂研究室、高等教育研究室。1983年，成立了古典文献研究所、中国思想家研究室、华东地方革命史研究室、社会学研究室、英国史研究室、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室、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1984年，成立了历史研究所、人口研究所。理科方面，1978年，原声学研究室、络合物化学研究室分别扩建为声学研究所、配位化学研究所；并成立了天体物理研究室、晶体物理研究室、分子生物学研究室、热带副热带天气研究室、数学研究所、环境科学研究所、花岗岩火山岩及成矿理论研究所、计算机软件研究所。1979年，成立了大米草及海滩开发研究所。1982年，海洋地貌研究室更名为海洋地貌与沉积学研究室。1984年，成立了应用化学研究所。

4. 实验室建设有所加强

在加强科研机构建设的同时，学校也注意切实加强科研实验基地的建设。1979年6月，南京大学建成了自行设计的我国第一座太阳塔，填补了我国在这个领域的空白，促进了天文和太阳研究工作的发展。1983年成立了现代分析中心，以后又成立了计算中心。

1981年底到1982年间，曾对全校实验室进行整顿，根据学科建设和教学、科研工作的实际需要，按校级中心实验室、系中心实验室、公共基础实验室、专业实验室等四种类型，将原有的171个实验室调整为120个;1983年后又相继制定了实验室人员岗位责任制、实验室守则、实验室工作条例等实验室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1984年后，在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全校实验室进行全面改造、进一步调整布局、更新仪器设备的同时，注意重点抓好大型仪器和高、精、尖仪器的使用、管理，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较合理、科学的实验室工作和大型仪器使用、管理的评估指标体系，并定期组织专家进行评比，促进了实验室和大型仪器使用效率的提高。

5. 取得一批重要科研成果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这篇文章揭开了全国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帷幕，为批判“两个凡是”（“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是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提出的，反映了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观点，一度十分流行。）的错误思想，重新确立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重大贡献。这篇被人们称为“东风第一枝”、“早春第一雷”和“一颗彻底摧毁‘四人帮’思想基础的重磅炸弹”文章的主要作者，就是当时任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党总支副书记的胡福明。他在拨乱反正中敏感到“中国已经到了转折关头”，“只有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才能让思想冲破牢笼。” 1977年8月，胡福明完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初稿，四易其稿后投寄《光明日报》，引起中共中央党校和《光明日报》社负责人的高度重视。1978年1月至4月，他应《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等的要求，先后对文章作了多次修改。《光明日报》杨西光、王强华和中央党校的吴江、孙长江等同志也参加了后期的修改，胡耀邦同志亲自审定了这篇文章。今天人们普遍认为，与“五四运动”、“延安整风”并列为现代中国“三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就是《光明日报》这篇文章所引发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也记录了南京大学这位教师的历史性贡献：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用笔名发表的文章，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成了拥邓力量的第二次呐喊。文章的作者当时是南京大学哲学系老师、共产党员。后来他自称，1977年秋他把这篇文章送去发表，反对“两个凡是”，完全是自己主动做的，因为他意识到，如果不驳斥“两个凡是”那样的教条，邓就没有重新掌权的希望。

“东风第一枝”最先绽放于南京大学校园，是南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理论贡献，也是全体南大人的骄傲。

随着思想解放和研究工作的深入，许多老一辈学术带头人改变了过去那种“述而不作”的传统治学范式，在70年末和80年代初撰写出一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专著。如哲学系孙叔平教授的《中国哲学史稿》、外文系范存忠教授的《英国文学史提纲》、陈嘉教授的《英国文学史》、中文系程千帆教授的《古诗考察》、陈瘦竹教授的《现代剧作家散记》、历史系韩儒林教授的《穹庐集》、王绳祖教授的《中英关系论丛》等。此外，中文系陈白尘教授创作的历史剧《大风歌》和话剧《阿Q正传》，也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

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丰硕成果。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京召开，邓小平同志在开幕式上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思想。正是在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上，南京大学共有54项科技成果获奖（其中6项与其他单位合作），获奖数在全国高校中名列第一。这就进一步激发了南大教师投身科研的热情，促进了学术研究。从1979年至1982年，先后有138项成果获得国家和省、部级科技成果奖，其中1982年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就有6项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奖，1项成果获国家发明奖。由化学系戴安邦主持的“硅酸聚合作用理论”的研究、由物理学系冯端、王业宁、闵乃本等进行的“晶体缺陷的研究”，由地质学系徐克勤、郭令智等主持的“华南花岗岩的地质、地球化学及成矿规律的研究”均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化学系高鸿主持的“近代极谱分析基础理论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

（五） 尊重人才，师资队伍建设开创新局面

1. 确立依靠教师办学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郑重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南京大学的广大教师深受鼓舞。匡亚明校长也多次强调了“依靠教师办学”指导思想。1980年9月，他在全校大会上明确指出：“学校不是机关，有首长等等，学校的校长不能凌驾于教授之上。学校是搞学术的，学校的水平，学术水平和科学研究水平，主要取决于教授，而且将来越来越会如此，将来的校长都要从教授中选拔。”（《匡亚明教育文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3页。）

明确了教师在办学中的地位和作用，甩掉了“臭老九”的帽子和许多思想包袱，一种新时代主人翁的意识，激发出南京大学广大教师崇高的责任感、奋发的热情和巨大的积极性。特别是那些饱经“文革”磨难的中老年教师，对改革开放给他们带来的黄金时光倍加珍惜。生物系已80高龄的郑集教授，就赋诗自勉：“八十仍应问废兴，长征四化还需人。老夫誓立愚公志，要使祖国日月明。”著名元史专家、历史系教授韩儒林抱病工作，他说：“‘四人帮’粉碎后，对我来说是在研究元史的道路上开始了新的历程。”地理系年逾花甲的宋家泰教授也欣然填写《齐天乐》词云：“韶光我虽八八，永追随大众，青山攀踏。早出人才，快出成果，孜孜只争朝夕。”

2. 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但另一方面，由于十年“文革”使高校教师队伍青黄不接，随着学校中心工作转移到教学、科研工作上来以后，学校招生规模的扩大，教学改革的深入和学科的发展，教师队伍所存在的数量不足、结构失调和业务荒疏以致教学、科研工作水平落后于形势要求等问题，也日益显露出来。针对这种情况，南京大学采取了一系列补充、加强教师队伍和提高教师业务水平的措施。

一是通过各种渠道引进、延聘一批知名学者，并促成“文革”中外流到其他岗位的骨干教师“归队”。如著名戏剧家陈白尘在“文革”中深受迫害，1978年尚未完全平反和复职，匡亚明校长多次登门，把他聘为南大中文系主任。著名古典文学家程千帆教授原在武汉大学执教，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文革”中被下放劳动，“文革”结束后又很快被办理了退休手续。匡亚明校长从有关学者专家那里得知这一情况后，随即派人专程去武汉联系，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将程千帆教授和另一位外国文艺理论专家张月超教授一起聘请到南京大学任教，成为中文系的学科带头人。天文系教授陆琰，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原在一所军事院校工作，“文革”中被“复员”到南京一家小工厂，1978年也被延聘到南京大学任教。一批知名学者的延聘和一批优秀教师的“归队”，使南京大学的师资队伍力量得到增强。

二是通过举办外语培训班、各种形式的研讨班，以及选派教师出国考察、进修学习、参加学术会议等，促进教师的知识更新，提高教师的外语和业务水平。

三是千方百计解决教师工作、生活上的各种实际困难，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在几年中，相继解决了全校120多名骨干教师的家属“农转非”问题和300多名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给一批年迈体弱的学者配备了工作上的助手；同时，还抓紧盖建教职工住房，努力缓解由于“文革”中学校基本建设长期停顿而造成的教职工生活住房极度短缺的困难；并于1981年成立了劳动服务公司，以解决教职工待业子女就业问题。

四是解决结构性短缺，促进新老教师结合。随着学校学科建设工作的深入和教学、科研等方面改革的开展，教师队伍中原来数量短缺的主要矛盾逐步被结构性短缺的问题所取代。1979年12月30日，《南京大学报》曾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把师资培养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一文，其中在分析南京大学教师队伍的现状时指出：“当前存在着一种畸形现象，一方面，队伍庞大，教师超编：另一方面，又业务荒疏，青黄不接。”“目前我校共有教师700多人，其中老年教师约占5％，中年教师约占80％，青年教师约占15％。教师队伍的结构，正常情况应该呈宝塔形，而现在则是‘两头小、中间粗’，畸形发展。”针对这种情况，南京大学提出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学校工作中“一项非常紧迫而又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任务”。一方面，强调“老、中、青结合”，为老教师配备得力的助手，发挥他们的传、帮、带作用；对中年教师，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工作水平，使之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对青年教师，指定有经验的中、老年教师担任导师，帮助他们补好基础，得到提高。另一方面，从年富力强的副教授和讲师中，选拔具有扎实的业务基础，在教学上已经成熟，科研上做出高水平工作，在学术界已崭露头角的骨干教师，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把他们推上学术领导人的岗位。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副校长范存忠教授自1979年配备了助手后，坚持每周与助手讨论一次，在不长的时间内即撰写了10多万字的专著；陈嘉教授在配备了助手后，也完成了《英国文选》、《英国文学史》等专著的写作。

3. 恢复职称评审工作，破格提拔人才

1978年5月17日，江苏省破格提升一部分教授、副教授。南京大学天文系讲师曲钦岳、地质系讲师胡受奚被破格提升为教授，天文系教师刘林、数学系教师张福炎被破格提升为副教授。当年，南京大学根据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恢复确定和提升教师职务问题的请示报告》以及1978年9月教育部召开的高等学校教师确定与提升职称工作座谈会的精神，恢复了教师职务评审和晋升工作，并成立了专门的工作机构。经过认真的评审，晋升25名教授、58名副教授，并有677名教师被评定为讲师职称。从1982年开始，提出职称称审工作正常化，于当年提升教授3人、副教授38人；第二年又提升教授9人、副教授104人。1983年，开始推行更全面的教师岗位责任制，并在化学系试点改革，试行聘任制。

    4. 八位教授增补为学部委员

1980年中国科学院增补学部委员，南京大学的魏荣爵、冯端、高济宇、戴安邦、高鸿、曲钦岳、徐克勤、任美锷等8位教授被增补为学部委员。其中时年45岁的曲钦岳教授是全国新增补的最年轻的学部委员之一。1984年，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共有48人，博士生导师人数位居全国第三位。这批博士生导师中，有早已在学术界享有盛誉的老一辈学者和科学家，相当数量的则是在70年代至80年代初崭露头角正值年富力强的中年学术骨干。此外，第一批派出国学习进修的76名教师，回国后大部分都很快成为各学科的学术骨干。据80年代后期统计，他们中相继有17人担任了校系领导职务，39人成为博士生导师和学科带头人，5人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六） 对外学术交流日趋活跃

1. 派教师出国进修、研究和参加学术会议

南京大学在扩大对外学术交流方面的一个重要举措是“走出去”。即派遣人员出国学习进修、访问考察、合作科研和参加学术会议等。

1978年刚刚实行对外开放，初步打开国际学术交流渠道之时，南京大学开始派出一些教师参加国际学术会议。1979年南京大学就派出魏荣爵、高鸿、冯端、王业宁、易照华、王志刚、朱大奎、张福炎、包紫薇等学者出国考察或参加学术会议。此外，还派出孙钟秀、朱德煦、王颖、陈懿等26名骨干教师到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学习进修，到年底，派出人员就达87人。

1981年以前，派出国学习进修的人员中中年骨干教师占有相当比重，也有少量本科生，如1979年派出留学人员中，就有一名刚满16岁的78届数学系学生。1981年以后，派出国外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员逐渐增多，年轻教师所占比重也愈益增加。

不少教师在出国进修期间多有收获，如地理系王颖在加拿大贝德福海洋地质研究所进修期间，六次出远洋考察，三次到“百慕大魔鬼三角区”，并曾潜海至216米海底考察。物理系闵乃本因在美国犹他大学学术访问期间在晶体生长理论研究中成果卓著，1983年5月荣获“大力神奖”。

据统计，1978年到1984年，南京大学共先后派出160多人次参加各类国际学术会议，不仅获得了新的科技信息，也扩大了南大和我国的国际学术影响。如，1980年11月，物理系主任魏荣爵教授作为特邀代表参加美国声学第100届会议，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声学概况”的专题报告，介绍了中国古代声学的新发现和新中国现代声学研究的进展，引起了外国学者对中国声学的重视，特别是其中关于对西周编钟和汉语声律原理研究的理论和实验课题，引起与会者极大兴趣。许多外国学者说：“中国的声学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迅速得多。”

 2. 主办“花岗岩国际学术讨论会”

1982年10月，南京大学主办了“国际花岗岩地质和成矿关系学术讨论会”。与会的有来自中国、澳大利亚、希腊、日本、法国、美国的地质界知名学者171人，共宣读58篇学术论文，涉及花岗岩地质学、岩石学、同位素地质学、地球化学、成矿理论等研究领域，这是南京大学主办的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的成功显示了南京大学在花岗岩研究上达到的国际学术水平，掀开了南京大学在国际学术活动中新的一页。

3. 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等建立交流合作关系

1978年8月20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国家科委、外交部《关于邀请美国一些大学组团访华和建立校际交流关系的请示报告》，这一报告中提出：“根据我高等院校亟待提高教学科研水平的需要，尽快与各国著名大学建立校际交流关系，对促进我科技教育的发展是有益的。”并确定了数所大学先分别与美国一些著名大学建立校际关系，南京大学被确定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交流。

1979年2月，欧文·谢恩校长率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代表团一行17人来南京大学访问，和南京大学签订了校际交流协议，内容包括互派留学生、互派讲学人员、科研协作、相互邀请参加学术活动、交流资料和出版物等。当年，南京大学又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建立了校际协作关系。

4. 匡亚明率团考察日本、美国高等教育

受教育部委托，匡亚明校长先后于1978年和1979年两次率领中国大学校长代表团赴日本和美国考察高等教育。在日本访问了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名古屋大学等十几所高校。在美国访问了威斯康星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加州州立大学等高校。南京大学副校长章德也参加了赴美考察。在访问考察、汲取国外高校可资借鉴的办学经验的同时，匡亚明、章德还与有关高校建立了科技、教育方面的联系，设法将南京大学推向国际教育与学术舞台。1979年11月，匡亚明、章德在访问霍普金斯大学时，曾与霍大校方形成了加强两校校际交流的意向。1980年5月，美籍华裔学者、霍普金斯大学物理学教授钱致榕受霍普金斯大学史蒂文·穆勒校长的委托专程来华，与南京大学商谈两校互派代表团之事。

5. 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筹建“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1981年9月21日，穆勒校长率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代表团共8人访问南京大学。访问期间，穆勒校长提议，为加强两校友好关系，建议在南京成立双方合作的教学和研究中心。9月28日，两校签订了创办“南大－霍大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的协议书及两校学术交流协议书。9月30日，在霍大代表团返回途经北京时，教育部长蒋南翔在北京全聚德饭店宴请霍大代表团，特别提到“中心”，说：“我相信这一中心是有远大发展前途的，双方应抓紧及早地办成此事。”10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霍大代表团全体成员，对此事也表示赞许：“只要是促进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事，我们都赞成。”

1982年3月，以徐福基为团长、王德滋为副团长的南京大学代表团一行7人访问霍普金斯大学；3月17日，美国副总统布什在白宫办公室会见了南大代表团全体成员，表示对此事的赞同。美国新闻界也马上报道了这一中心筹建的消息。

1982年4月26日，教育部向南京大学转发了经万里、方毅、姚依林、姬鹏飞等4位副总理圈阅的教育部、外交部关于筹建“中心”一事的联合报告的复印件。5月，钱致榕作为南京大学名誉教授来宁参加南京大学建校八十周年校庆活动时，又和南京大学进一步商谈了中心筹建的具体工作；南京大学也成立了“中心”筹备工作领导小组。随后，即开始了“中心”的选址、征地和建筑委托设计等工作。

（七） 多种形式办学 ，发展成人教育

在普通高等教育发展的同时，其它形式的高等教育也得到迅速发展。在这样的形势下，南京大学在办好全日制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同时，也积极开拓其他形式的办学渠道，为国家培养更多人才。特别是1983年南京大学把多层次多种形式办学作为学校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后，专科层次的教育和多种形式的成人教育也在南京大学得到较快发展。

1. 兴办普通专修科和干部专修科，为国家和地方培养短缺人才

1978年，南京大学为地方扩招了730名专科学生；1982年，又开设了生物、历史、分析化学、图书馆等4个专修科，为江苏省化工局、南京市教育局和有关高校图书馆培养人才。1980年，南京大学受中共江苏省委委托，在经济系开办了经济管理专修科。以后又受国家计委等单位委托，继续开办经济管理、金融管理等干部专修科。

1983年10月，南京大学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合作举办哲学专科班，招收学员95人，学制二年，共开出24门课程，办学地点设在部队，哲学系选聘了37名教师定期去办学点上课。当时全国13家报纸报道了该班办学情况，称之为“军内大学”。从1980年到1988年，南京大学先后开办过经济管理、金融管理、哲学、中文、历史、法律、财会、政治理论等20个干部专修科，毕业生达到1?500?人。

2. 举办夜大学

1981年，南京大学即向教育部提出举办夜大学的申请，1983年，由物理系、化学系、法律系和马克思主义教研室招收第一届夜大学学生170名。

3. 主持江苏省有关专业自学考试

继教育部在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四个省、市试行自学考试制度后，江苏省也推行了江苏省自学考试制度。南京大学从1983年起即承担了江苏省自学考试部分专业的主考任务，在制定考试计划、编写教材、命题、阅卷、毕业生资格审查、社会办学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

4. 开展各种继续教育活动

南京大学一直为国家承担着培养、提高高校师资的任务，每年在校进修的国内各高校的进修教师都达到200余人。此外，为适应社会需要，南京大学还经常举办其它各种进修班、培训班。1980年，数学系、地理系、计算机科学系就分别举办过情报检索、水文地理、计算机应用等短训班。1981年，中文系举办了秘书进修班。1982年暑假，南京大学专门举办了中学教师培训班，免费为江苏省98所重点中学培训121名外语、生物和物理教师。

（八） 基本建设有所进展

1952年院系调整后，南京大学全校校舍建筑面积仅有3．8万平方米。从1952年至1966年间，先后在原校区建成建筑面积约为10.9万平方米的校舍。“文革”前两年基建投资主要用于在外地兴建分校，学校基本建设差不多处于停顿状态。因而，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和学校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用房矛盾日趋突出，成为学校发展的“瓶颈”。为了缓解这方面的矛盾，学校将抓好基建工作提上学校的重要议程，使校舍基建取得了较快的进展。从1978年到1979年两年间，就先后有两幢学生宿舍、一幢教学楼、14幢教职工宿舍开工兴建。1981年至1984年，分别建成了建筑面积为一万多平方米的新图书馆和建筑面积为5900平方米、容积为1．5万立方米的书库。高11层、建筑面积为两万多平方米，配有电梯、通风排气设备、暖气和煤气管道、局部空调的化学大楼也在这一期间开工兴建，并在1985年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