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南京解放和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终结，人民解放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清扫南部中国的国民党残余势力；解放区中，晴空朗日，旧社会的阴霾被彻底驱散，民主改革运动如火如荼，南京大学的师生也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入到当时凯歌行进的民主革命运动之中。

（一） 筹组西南服务团

南京解放以后，为吸引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工作和配合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军管会就开始筹组西南服务团。西南边陲，古称“瘴疠之地”，山高路远，交通闭塞，且民族众多，情况复杂，工作十分艰苦，还可能遇到生死的考验。因此，西南服务团筹建之初，宋任穷副主任就要求中央大学党组织起先锋模范作用，并动员部分党员参加，作为西南服务团的骨干。6月23日，中央大学率先成立西南服务队，由李洪年、王道义、王德化等同学负责，号召“有志青年参加西南服务团”。次日，胡联辉等14位同学贴出挑战书：“响应党的号召，为解放大西南贡献青春！”随后，文昌桥餐厅四周、学生宿舍墙上、学校布告栏内，贴满了响应书、决心书。中央大学川康滇黔四省同学联合会也迅速成立，号召来自西南边陲的同学挺身而出，投笔从戎，报名参加西南服务团，“打回西南去，把解放的旗帜光荣地插遍故乡的原野”。丁家桥中大二部王云樵等同学在挑战书上写道：“我们所以能够上大学，那是多少人流血汗的结果，我们不去为他们服务，良心上说得过去吗？我们这四个北方的小伙子愿以北方人具有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坚决勇敢地向其他地方的同学挑战。”水利系的同学则充满自豪地说：“西南要大搞水利，这是建设新中国的一大任务，我们应当到那里去实现自己的抱负。”6月25日晚，中央大学在大礼堂召开学生大会，请著名教授吴传颐、宗白华、何兆清等向同学们介绍西南地区的地理、经济状况和民俗风情，帮助大家了解西南，号召同学们为西南地区的民主革命和建设服务。6月30日，南京市学联召开动员大会，中央大学已被批准参加西南服务团的首批学生80余人胸带红花整队入场，全场热烈鼓掌。会上，宋任穷同志作了动员，中央大学校委会主任梁希讲了话，董俊松和邱鼎泽分别代表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参团学生表示决心。至7月11日，中央大学共有349人被批准参加西南服务团，占报名人数的三分之一，其中助教6人、职员5人、学生338人。他们随着人民解放军的南下部队，跋山涉水，挺进大西南，以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为解放和建设大西南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有的人甚至在严酷的剿匪斗争中壮烈牺牲，为新生的共和国奉献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二） 参加血防、修堤及土地改革

解放初，南京大学广大师生员工积极参加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建设和夏征、减租、血防、土改等运动。1950年1月，医学院的师生响应第三野战军卫生部号召，先后有三批共156人奔赴浙江嘉兴参加防治日本血吸虫病的工作。许多师生一直工作到5月中旬才返校休整，有的还获得了“功臣”的光荣称号。工学院土木、水利两系的师生140余人则奋战在南京郊区修堤防洪工地上，他们和部队指战员打成一片，既体验到“为人民服务”的意义所在，又提高了业务学习的兴趣。胡小石教授曾在文、法、师范三学院师生大会上动员说：“医学院、工学院的同学们参加了血防、修堤等与自然作斗争的工作；文、法、师范学院的同学对疏散难民、还乡生产救灾等社会工作，是责无旁贷，理当承担的了。”1950年5月底，应南京市政府的邀请，文、法、师范三院即将毕业的学生分组出发，到各灾民运转站，帮助动员苏北、皖北灾民尽早还乡，生产自救。农学院大部分师生则接受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的统一部署，文、法两院二、三、四年级学生及部分教师共415人，由范存忠教授为领队，朱杰、黄显之为副领队，赴安徽和县等地参加土改运动，历时3个月。

（三） 踊跃参军、参干

1950年10月，美国悍然入侵朝鲜，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威胁着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安全。从11月中旬起，南京大学师生开始进行时事形势学习。12月停课3周，结合批判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几个美籍教授的挑衅性言论，开展了反侮辱、反诽谤运动，深入进行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教育。1951年初，政府一声号召，全校报名参加军事干校和援朝医疗团的师生多达1130人，占当时在校人数的38%。1月6日，全校师生在大礼堂隆重集会，欢送光荣参干的147位同学和参加援朝医疗团的55位师生。次日，一百多位教师家属自发组织起来，冒着风雨到文昌桥学生宿舍，为参干、援朝的同学洗衣补裤，一天内洗、补衣服400余件。1951年1月11日的《南大生活》曾有如下报道：“潘主席及高济宇、施士元、杨廷宝、刘树勋、陈之佛等教授的太太像爱护自己的儿女一样为参干的同学补洗衣服。”参干同学纷纷表示，要在新的岗位上“争取做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来回答母亲、姐姐们的爱国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