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初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暨东南大学曾是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谢远定、吴肃、宛希俨等都是建党初期的共产党员，为南京地区党、团组织的建立和爱国学生运动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国民党定都南京后，中央大学虽是国民政府的最高学府，直接受控于中央当局，但是广大师生发扬五四以来光荣的革命传统，积极投身于抗日民主运动，成为南京地区爱国学生运动的主力军。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国民党腥风血雨的摧残下，从东大到中大时期，党组织不断遭到严重破坏。谢远定、吴肃、宛希俨等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先后被秘密逮捕并惨遭杀害。30年代初期到30年代中期先后在东大、中大担任中共支部书记的有齐国庆、王崇典、黄祥宾和杨晋素等，大都壮烈牺牲。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中大党组织每次遭到破坏后，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都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这期间，还相继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大争取自由大同盟”和“反帝大同盟”，把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抗日民主运动。

(一) 抗议日军制造“济南惨案”

1928年5月3日，日军攻占济南，屠杀中国军民一万余人，惨杀蔡公时等18名外交人员，造成“济南惨案”。消息传出，举国愤怒。中大党支部立即在一个大教室里召开了有300余名师生参加的大会。选举齐国庆为主席团成员，发动全校师生参加全市人民的抗议活动。会议决定，5月5日向国民政府请愿并游行示威。6日上午8时，中大学生千余人集会抗议日军制造济南惨案。同时，成立“国立中央大学教职员反日救国委员会”，推定汪东等6人为起草委员会委员，胡刚复等15人为临时委员会委员。会后，连续几天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一路上贴标语、散传单、呼口号，群情激奋，斗志高昂。当时主要的口号是——“对日经济绝交”，“恢复民众运动”等。8日上午，由柳诒徵教授演讲《甲午后中日之关系》，胡铁岩演讲《日本在中国经济侵略之政策》等；下午，全体师生分途游行宣传，并呈文国民政府，极力主张对日宣战——“与其束手待毙，任人鱼肉，何若大张植伐，一决胜负！”

然而，对于师生们的爱国热情与举动，中央政府不仅未予以爱护、支持，反而极力责难，严令禁止。更令人气愤的是，首都警察厅为这一请愿活动，还逮捕了不少大中学校的学生。中大党支部书记齐国庆和王崇典等5人因要求抗日救国而惨遭反动当局杀害。但是，爱国学生并没有被吓倒，请愿活动一直持续到年底。

(二) 九一八事变后的斗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不到5天，日军就差不多占领了黑龙江、吉林、辽宁的千里河山。如果说“济南惨案”只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进行的一次尝试，那么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则表明日本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已开始实施。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后，人们无不震惊。这一时期的活动，随着形势的发展，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请愿。从1931年9月22日开始，全国要求国民政府下令出兵抗日的浪潮日益高涨。中央大学等南京各大、中学校开始罢课，宣传抗日。蒋介石为控制局势，连忙在9月23日上午借中央大学礼堂，召开南京市国民党党员紧急大会。他在会上声称：“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会议要求，一切必须服从中央，任何人不得自由行动。但这个会议并没有使要求出兵抗日的浪潮平息下去。

9月24日，南京成立了“首都各界抗日救国会”，中大经济系教授叶元龙担任主席。该会坚决要求政府下令出兵抗日。27日，中大也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向政府提出8条意见，如“对日下最后通牒，积极备战”，“责成边疆长官切实负守土之责”等。同时致电重兵在握的陆海空副总司令张学良，祈求其“统率三军，戮彼倭寇”！

连续整整一个星期的上街游行没有任何结果。9月28日，中大学生冒着大雨，举行示威游行。走过外交部时，由于大家对中国外交上的做法不满，于是，数十名同学涌进外交部，向外长王正廷提出质问。这位外长态度傲慢，出言不逊。中大学生王明诚、吴有明等，再也按捺不住，拔拳就打，将连日来的愤怒全部发泄在这位外交部长身上。王的秘书随手拿起一瓶红墨水，狡猾地泼洒在王正廷脸上。混乱中，同学们见对方已被打得“头破血流”，手头一松，王正廷遂乘隙跳窗逃跑。与此同时，围在外交部大门口外的中大学生汪楚宝等砸了外交部的牌子。

9月28日，中大、金大会同上海来京的同学共3 000余人，再次到国民政府请愿。审计院院长于右任代表蒋介石前来接见学生，被轰了下去。蒋介石不得不硬着头皮来见学生。他说：“抗日是政府的事，同学们应回去安心读书，学生应该相信政府一定会出兵抗日。”学生们大声追问：“什么时候出兵?”蒋说：“三月之内如不出兵，砍蒋某之头，以谢国人!”学生又高呼：“口说无凭，写下笔据！”蒋介石十分尴尬，在一片“写笔据”的声浪中，以到二门警卫室写笔据为借口溜掉了。

第二阶段，军训。为了稳住中央大学，进而控制全国学生，国民党当局只得另想办法，以转移学生的斗争目标。他们选中了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何浩若。何浩若以“左派教授”的身份向学生慷慨陈词：“政府正在研究、部署出兵的大计，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仗是肯定要打了，仗打起来后，光靠政府的军队是不够的，一定要全民皆兵。我们要从自己首先做起，我们要求派军事人才来对我们进行军事训练，要求给我们发枪。将来日本人打到南京，我们可以到城外去打游击。但是，政府派人来进行军训，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派来的，我们不能坐等。我建议在进行军训以前，我们自己按照自愿原则组织‘十人团’，即每10人为一个‘团’。可以练习爬山、野营和一些基本动作，将来打游击都有用。”说得同学们频频点头。接着他就把最核心、最关键的内容不失时机地抛了出来：“同学们，组织起来吧，游行请愿没有用，做点为日后打仗准备的实际锻炼要比游行好得多！”他这一番颇有蛊惑力的讲话，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会后，同学们马上就起劲地组织起“十人团”来。就连有的地下党员也组织成立了“十人团”，认认真真地进行起刻苦锻炼。全校最多时，多达50个“十人团”。政府得意地称其为“学生义勇军”。

国民党利用军训控制学生运动，使运动趋于平静、冷落。

第三阶段，斗争激化，发生“珍珠桥惨案”。国民党当局玩弄的“军训”阴谋被识破后，学生的斗争又出现新的高潮。1931年11月20日，各地学生陆续来南京请愿，因为蒋介石答应北上抗日的“期限”已屈指可数，广大学生准备聚集南京举行“欢送”蒋介石北上抗日大会。而且拟好了一些决议，如：“日军撤退以前反对国联调查团来华直接交涉干预”等等。同时，首都各校义勇军训练委员会又派代表前往训练总监部催发枪支，并表示如不予发放，各校全体义勇军再一同前往催要。

11月28日，蒋介石手书答复请愿学生，再次公然进行欺骗，还发表了《勖勉学生书》，进行抚慰。于是，各地请愿的学生，带着蒋介石的承诺，离京回去了。

12月初，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300余人来到南京，借住中大体育馆。5日上午，他们举行游行示威。一路高呼“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打倒卖国政府”、“被压迫群众联合起来”等口号，沿途散发传单，在市民中产生很大影响。当示威队伍走过成贤街浮桥的时候，突然遭军警围攻，85人被捕(内有女生32人)，“示威团”其余同学折回中大。中大同学听到北大同学被捕的消息后，立即鸣钟，集合数百人，直奔首都卫戍司令部，并涌进司令部大门。这时大院里已架起了机枪，全副武装的士兵把守着二门。游行队伍派了几名代表进去谈判，要求立即释放北大示威团同学。半个多小时没有消息，大家以为代表被扣压，便又立即派出几路同学，一部分回学校动员没有出来的中大学生，一部分赴金大和各中学呼吁支援。一批又一批的支援队伍陆续赶到。许多市民送来了食品慰问同学，有的还加入了学生队伍。经过交涉，当局同意次日释放被捕同学。晚10时示威队伍开始解散。第二天，被释放的北大学生回到了中大体育馆住处。

经过这一事件，同学们更加看透了国民党的反动性，斗志普遍高涨起来。担任示威游行总指挥的共产党员汪楚宝被推为南京市学生抗日救国会主席。同时北京陆续有学生南下。上海方面学生大批来到南京，天津、广州、济南、曲阜、安庆等地学生代表也齐集南京。学生越来越多，声势越来越大，国民党要人，惶惶不可终日。

12月17日，各地在京学生和中央大学等南京各校学生3万余人举行联合大示威。游行队伍先到丁家桥中央党部示威，中央党部闻报已将铁栅门紧闭，持枪军警密布其内，大门两侧低矮墙后也布满持枪军警，无数刺刀闪着寒光。同学们不能入内，遂在门外高呼口号。激愤的学生砸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大门上方的“党徽”，有的同学还在大门的门柱上写下了“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的标语。相持约一小时，学生才整队离开。

当示威队伍行至珍珠桥《中央日报》馆门口时，学生因《中央日报》连日登载诋毁学生救国运动的文章，便愤怒地捣毁了报馆的牌匾，并冲进报馆，砸坏了印刷机，将一些铅字倒进了珍珠河里。部分女生临时换带赤色臂章，打出共产党旗帜，散发传单。突然，有一队手持刺刀的军队向学生队伍冲来，在报馆内来不及出来的同学均遭殴打和拘捕，有几名学生跳过后窗跌入河内，共产党员王枫碰巧被乘车经过的胞兄王昆仑救出幸免追杀，而大多数同学则在持枪军警的一片“杀”声中，东躲西藏。凡是逃不脱的，非死即伤。遭此血腥镇压，学生死伤百余人，造成震惊全国的“珍珠桥惨案”，又称“一二·一七”学生惨案。

 (三) “一二·九”时期学生运动的复活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企图侵占上海，作为继续侵略中国的基地。1932年1月28日夜间，日本侵略军由上海租界向闸北一带进攻。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奋起抵抗，开始了淞沪抗战。

此时，中央大学虽然放假，然而许多同学却坚持留在学校。1月30日，淞沪抗战的消息传到南京，中大全体留校学生500余人立即赶赴行政院，向政府提出三点质问：(1)为何接受无理要求?(2)为何解散抗日救国会，献媚外邦?(3)为何禁止民众组织义勇军?行政院院长汪精卫避而不见，只派秘书曾仲鸣代为应付，学生愤然离去。

31日，中大教授会发表《告国民党领袖书》，正告国民党当局：“勿依赖国联，急调海空军力助陆军作战，对民众抗日运动勿再压抑。”

中大学生还组织了后援队支持十九路军抗战。中大校长顾毓臔亲率师生到车站为后援队送行。万一、向超凡等17位同学于2月8日乘火车到达苏州，被安排在十九路军内做救护、输送等工作。京沪卫戍司令、十九路军原首领陈铭枢特致书该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特别推荐了中央大学的这17位请缨学生。但是，由于《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参战学生只得饮恨返校。

1933年榆关失陷后，华北形势更加危急。中大全体学生“深惧我五千年历史，至此而终；四万万同胞，永成奴隶”，再度发起爱国运动。他们组织队伍，检查日货，惩制奸商，开办特种民众学校，实施抗日自卫教育；发起国产布衣运动，养成俭朴风气，节衣缩食，资助义勇军等。同学们坚信“民气未亡，国魂未死”，亟盼政府当局实行全国总动员，派兵北上，收复失土。然而政府当局对于学生的爱国言行明显地表示出冷漠和反感，使学生在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中白白地企盼了七百个日日夜夜。

1935年底，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发生了。以此为契机，中大的学生运动骤然复活。

事实上，在“一二·九”运动之前，1935年12月3日，中央大学全体学生就因“殷逆叛变，破坏国家，罪大恶极”而致电中央政府请求制裁殷汝耕，“以保华北，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并曾致电北平绥靖主任宋哲元、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敬乞当机立断，戡乱除奸”，中大全体学生“誓作后盾”，同时捐赠子弹10万发。“一二·九”运动后的12月17日，中大接到了北平的求援信号——一封用化学药品写成避过了检查的披露“一二·九”真相的密信。18日下午3点，中大等校3 000多名学生冲破当局的阻挠走向街头，高呼着“释放北平被捕学生”、“保障学生爱国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反对‘自治’”等口号游行示威。同学们高呼着两年不曾呼喊过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激动异常，跑遍了南京城几十里的街道，直到夜里10点才终止了游行活动。

22日，中大学生救国会召开了新闻记者招待会，申述中大学生此次救国运动的动机、态度和行动方针，并恳请舆论界给以援助。25日中大学生召开全体会议，决定26、27、28日三天为宣传周，全体罢课，全校学生每10人为一组分赴全市向群众演讲北平学运之真相；并于26日联合全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进行游行等。政府当局闻讯后连忙宣布自26日起戒严——“凡有违反戒严令者，概可军法从事！”于是刚刚起步的学生爱国运动，又被国民党当局镇压了下去。

 “一二·九”运动后，中共地下组织再次遭到破坏，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转入低潮。中大与金大幸存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发起组织“南京秘密学联”，中大约有200余人参加。在“南京秘密学联”的带动下，继续开展反日救亡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