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师资“皆一时英秀”

        南高、东大最成功之处，当是在国内外延揽了一大批著名的教授，使每个科系均具有国内一流的学术领导人才，各门学科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郭秉文延师有道，至今仍被传为美谈的就是他促成了中国留美学生创建的“中国科学社”迁址南高校园，使之成为南高、东大师资来源的“绿色通道”。后来，学校声誉鹊起，更是出现了“孔雀东南飞”、学人以受聘东大为荣的局面，南高、东大，名师荟萃，盛极一时。燕京大学校长、后任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在其所著的《在华五十年》中，对郭秉文和东大教师赞誉有加：“他延揽了五十位留学生，每一位都精通他自己所教的学科。”近代史专家梁敬镦(和钧)曾在《记北大(东大附)》一文中称赞：“东大所延教授，皆一时英秀”，“北大以文史哲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转引自王成圣撰《郭校长秉文传》，见《中央大学七十年》，1985年版，第70页。）现谨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时期各科著名教授列名于下，以证此言不虚。（根据1918年编印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一览》第63～72页内容和1923年编印的《国立东南大学一览》第1～21页内容汇集而成。当时文理为一科，称文理科；1926年分为文科和理科。）

        文科：刘伯明、柳诒徵、王伯沆、顾实、张士一、徐养秋、王伯秋、吴宓、汤用彤、梁实秋、陈逸凡、陈衡哲、宗白华、黄侃、梅光迪、楼光来、萧纯锦、方东美、郭斌和、李玛利、罗家伦、陈钟凡、吴梅、胡小石、蒋维乔、林天兰、钱基博、龚质彬、夏雨行等。

        理科：张子高、王琎、竺可桢、任鸿隽、胡刚复、胡明复、熊庆来、叶企孙、赵承嘏、吴有训、秦汾、何鲁、段调元、熊正理、孙洪芬等。

        教育科：郭秉文、陶行知、俞子夷、郑晓沧、姜琦、朱君毅、孟宪承、廖世承、陆志韦、陈剑袺、程其保、陈鹤琴、凌冰、艾伟、程湘帆、汪懋祖、赵叔愚、卢颂恩、张信孚等。

        工科：周仁、茅以升、涂羽卿、刘润生、沈祖玮等。

        农科（含生物学）：邹秉文、秉志、胡先骕、张天才、常宗会、邹树文、陈桢、陈焕镛、张景钺、张归农、金善宝、胡经甫、钱崇澍、罗清生、过探先、葛敬中、戴芳澜、谢家声等。

        商科：杨杏佛、马寅初、朱惠霖、李道南、陈长桐、潘序伦等。

        外籍教师中，有来自美国的麦克乐（体育系主任）、麦荷尔、马惟德、白德莱(曾任麻省农业大学校长)和赛珍珠（金陵大学教授兼东南大学教授，后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等10人，来自法国的费咸尔（蚕桑系名誉主任）、季亚德夫人等4人，来自日本的佐赖昶等2人。

        东大时期各科教员的出身情况等详见表2-4。由表可知，东大教员中六成以上的人员曾有在国外学习和研究的经历，获得硕士以上学位的人员和外籍教授占到教员总数的六成以上，他们不仅学有专长，而且年富力强，一般都在30岁上下。

表2-4 东大各科教员出身统计表

        （二） 科学大师引进新学

        这些著名学者为南高、东大的迅速崛起，作出了决定性贡献。尤其是气象学家竺可桢、数学家熊庆来、生物学家秉志、土木工程学家茅以升、物理学家胡刚复等人，对于学校的学科发展更是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
        1.竺可桢创建新型地学系

        竺可桢（1890～1974），字藕舫，浙江绍兴人。1910年赴美留学，初入伊利诺大学农学院学习，1913年毕业后，又进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学习气象学，1918年获得博士学位。同年回国，执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夏，应郭秉文校长之邀，受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1921～1925年和1927～1928年先后担任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地学系主任。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气象学会名誉理事长和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被誉为我国气象、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而奠定其宗师地位的，正是20年代“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所从事的教学工作和科研活动”。（施雅风：《南高东大时期的竺可桢教授》，《高教研究与探索》1987年第2期。）

        1921年秋，东南大学正式开学。竺可桢所倡建的新型地学系也于是年招生授课。竺可桢之所以创建新型地学系，是因为他认为原来的地学系还是传统意义上的“舆地”学科，专业狭窄，有碍发展。他的目的就是要拓宽地学研究领域，增设地质、气象等新式课程，加强自然科学教学，培养众多“以调查全国之地形、气候、人种（类）及动植物、矿产为己任”的地学家。（竺可桢：《我国地学家之责任》，《史地学报》1921年第1期。）所以，该系包括地理、气象、地质、矿物几门学科，开设的课程有：地学通论、气象学、地质学、古生物学、中国地理、世界地理、世界气候、矿物学、地形测量、地图学、历史地质学、地质考察等。规定地学系学生均须修读上述课程。其中，“地学通论”是竺可桢讲授的一门主课，它涵盖了近代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等学科的基本内容，是一门博大精深而又有机地糅合在一起的地学“综合课”。竺可桢独创性地将地理学分成天文地理、地文地理、生物地理、人类地理、政治及军事地理、商业地理6类。在东南大学时期以及他重回中央大学两次担任地学系主任期间，除教授“气象学”、“世界地理”和“世界气候”以外，他一直亲自讲授“地学通论”这门课程，旨在为初学者阐述地学的基本观念和精要之处，由此亦可看出他对这门基础课程是何等之重视。竺可桢学识渊博（同期他还为理化部的学生讲授“微积分”，为农科的学生讲授“地质学”），讲课时旁征博引，深入浅出，深受学生欢迎。竺可桢先后聘任了曾膺联、徐韦曼、谌湛溪、徐渊摩等专家为学生讲授各种新式课程；并说服政府将中央观象台划拨给东南大学，以供学生实习之用。当时东大气象观测记录之完整，研究成绩之突出，在国内各大学中是绝无仅有的。在竺可桢担任系主任期间，地学系培养了许多地理、气象、地质方面的专家，如胡焕庸、张其昀、王庸、向达、袁见齐、吕炯、朱炳海等。

        2.熊庆来创建东大数学系

        熊庆来（1893～1969），字迪之，云南弥勒人。1911年考入云南英法文专修科，学习法语。1913年初参加云南省留学生考试，以第３名的成绩被录取。1915年至1920年，先后就读于格勒诺布洛大学、巴黎大学、蒙柏里耶大学、马赛大学，取得高等普通数学、高等数学分析、力学、天文学、普通物理学证书，并获蒙柏里耶理科硕士学位。1921年初，离欧归国。同年秋天，被郭秉文聘为刚刚成立的东南大学数学系教授、系主任。在此后的6年时间里，熊庆来开设了许多新式课程并自编讲义，计有《平面三角》、《球面三角》、《方程式论》、《微积分》、《解析函数》、《微分几何》、《力学》、《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高等算学分析》等10余种。其中《高等算学分析》被列为大学丛书，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熊庆来在把这些近代数学引进国内、培养了我国最早的一批数理人才的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中国近代数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的崇高声誉。
         3.秉志创建我国第一个生物学系

        秉志（1886～1965），字农山，河南开封人，满族。1902年以生员(秀才)的身份考入河南大学堂（后改称河南高等学堂）。次年又考中举人。1904年由河南选送入京师大学堂。1909年考取第一届官费留学生，赴美国留学。他进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在著名昆虫学家Ｊ．Ｇ．倪达姆指导下学习和研究昆虫学，191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在美国韦斯特解剖学和生物学研究所从事脊椎动物神经学研究两年半。留美期间，秉志参与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被选为五董事之一，并集资刊行我国最早的学术刊物《科学》杂志。1920年秉志回国后即执教于南高农业专修科。次年，东南大学成立，农业专修科改建为农科，下设6系，其中的生物学系便是由秉志提议设立并由他担任主任的，这也是我国大学设立的第一个生物学系。当时开展生物学研究，几乎是白手起家。秉志除引进生物学和根据中国实际编写教材之外，还得从生物标本的采集工作做起。著名地理学家张其昀后来曾在《近二十年来中国地理学之进步》中评述：“生物学为一地方性之科学，与前述之地质学、气象学同为近年来中国科学研究之最有生气者，斯学在秉志、胡先骕二君倡导之下，人才辈出，成绩斐然。”并强调这是与“二君昔年同任教于东南大学，首先举行大规模之采集工作”分不开的。1922年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成立，由秉志任所长。这是我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所，也是我国最早的科学研究机构之一。东大生物系与科学社的生物所，其实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在秉志等人的主持下，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工作逐步开展起来，并迅速成为我国生物学研究的中心，“为发展我国动植物分类学创造了条件”。秉志也因此成为“我国动物学的奠基人之一”。（夏征农主编：《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第2103页。）这一时期，东大生物系和生物所为我国生物学界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成为有重要影响的科学家。蔡元培曾经说道：“在中国当代的著名生物学家中十有九个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这个研究所发生关系。”例如，在这里接受了生物学的教育、训练或从事过研究工作以后成为著名专家的就有戴松恩、王家楫、倪尚达、张春霖、伍献文、欧阳翥、耿以礼、张藒骞、郑集、郑万钧、吴仲伦、陈义等人。1934年秉志被推选为我国动物学会首任会长(后改称理事长)；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4.茅以升扩充工科

        茅以升（1896～1989），字唐臣。江苏丹徒人。1905年入江南商业学堂，1911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1917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1919年成为卡利基理工学院首名工学博士。博士论文《桥梁桁架次应力》提出的创见被称为“茅式定律”，茅以升也因此荣获康奈尔大学优秀研究生“斐蒂士”金质研究奖章。他1920年回国，1922年7月受聘为东南大学工科教授。此时，工科尚未聘定主任，该科全体学生遂于是年11月26日致函校长，称茅以升“实吾国罕有之工业人才，大足改进工科，增光吾校”，恳请聘其为工科主任。（《工科全体学生致校长请茅以升早日就职函》，见《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辑》，内部资料，1982年，第158～159页。）郭秉文遂聘茅以升为工科主任。就职三个月以后，茅以升就和杨杏佛等7人一起提出了“添设土木工程及电机工程”学科的议案：“工科抱残守缺，迄无发展，长此以往，将为大学之玷”，“远模欧美之成规，近察国内之需要，觉工科现状非扩充无以自存”，故建议“增添土木、电机两系”，并陈述了开办缘由及具体设想：“本大学各科大抵由3系以上组成，而工科仅办机械工程一系，殊不足当科之称”；“土木、电机及机械3系，功用虽异，性质相近，具有密切关系，所需人才、设备均可互助通用，3系并设最为经济”；“土木系为工科之主干，凡有工科之学校，几无不以土木为先务”；“今日世界工业莫不仰赖电力，故发展一国实业，电机工程实不可少”；“土木系拟办建筑、营造、道路、市政各组，均为国内所急需而通国所无者”；“电机系拟办之电机制造、荷电铁道及无线电各组，俱为现世最新之工业，国内最急之需要”等。（《茅以升等提议添设土木工程及电机工程案》，见《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辑》，内部资料，1982年，第159～160页。）校务会议一致通过。工科于是便拥有了3系，成为当时我国大学里面设系最多的工科。虽然工科于1924年从东南大学剥离了出来——与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合组为国立河海工程大学（在1924-1927年这段时间内，东南大学没有了工科），但是，它却为后来中央大学工科的建立积聚了力量。他于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经担任中国科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理事长。1982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5.胡刚复引进物理学
        身为我国近代物理学事业奠基人之一的胡刚复，对于南高、东大物理学科的创建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胡刚复(1892～1966)，江苏泗阳人。1909年赴哈佛大学留学，专攻物理，1918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执教于南高、东大和中大达11年之久。历任南高和东大物理系主任、第四中山大学区高等教育处处长、中央大学理学院院长。在南高时期，他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物理实验室；于1920年创建了物理学系；在他长期担任物理系系主任期间，先后培养了吴有训、严济慈、赵忠尧、施汝为、余瑞璜等著名物理学家；他还是“电位”、“熵”等物理名词的最早定名者。因此，他被誉为“真正把物理学引进中国的第一人”（周棉主编：《中国留学生大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0页。）和南高、东大物理学科的主要创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