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8月13日，日军向上海进攻。南京危在旦夕，朝野上下，纷纷忙着迁都，中央大学也接到内迁的指令。消息一经传出，议论纷纷，迁不迁？迁往何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于是，校长罗家伦先后派出三路人马寻觅迁校地址：一是法学院院长马洗繁和经济系主任吴干向重庆出发；二是心理系教授王书林向湘鄂出发；因重庆无法安排医学院教学与实习，又派医学院教授蔡翘、郑集专程去成都华西大学（今华西医科大学）接洽医学院迁徙事宜。

校址尚未觅定，战火已燃眉迫近。15日，敌机轰炸南京，学校图书馆和实验中学被炸。19日，敌机再次轰炸南京，学校礼堂和牙医专科学校均遭到破坏，7名校工遇难。敌机的频繁轰炸，加速了中央大学搬迁的行动。在得知迁校重庆的计划已取得四川省政府和重庆大学的支持后，罗家伦于8月下旬在教授会上提出迁校重庆的方案，陈述了三点理由：1、抗战是长期的，文化机关与军事机关不同，不便一搬再搬；2、所迁地点，以水路能直达者为宜；3、重庆不但军事上险要，而且山陵起伏，宜于防空。得到教授会的赞同，通过了迁校重庆的方案。

会后，罗家伦前往中山陵园蒋介石官邸，详陈迁校重庆的理由，获得蒋介石的允准，然后报呈教育部审批。医学院迁院成都也得到华西大学的大力支持。于是，搬迁的各种准备工作开始了。

（一） 艰辛的迁徙

早在1935年的冀东事变时，学校总务处就打好550只大木箱，以备迁校之用。此时，为备长途搬迁，将那批大木箱钉上铁皮，师生们抓住敌机轰炸的间隙，及时将重要的图书仪器装箱，先运到下关江边码头，避免市区轰炸的损失。随着战事的紧逼，学校急函催促暑假回家的师生返校。

9月23日，教育部“准迁重庆”的批复下达，学校教职工的迁徙于10月上旬开始了。那时，南京至武汉的航运虽还正常，但舱位异常吃紧，不可能包船包舱。学校决定，学生和老师及家属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各自设法购买船票，分散而行。约定10月10日在汉口集中，再由中大联络站（原赴湘鄂寻觅校址的王书林教授，在决定迁校重庆后，就在汉口设立中转站）负责统一安排舱位陆续入川。尽管搬迁进展比较顺利，但最后一批学生到达重庆已是11月中旬了。医学院和牙医专科学校抵达成都后，借用华西大学校舍，已先期开学上课。中央大学实验中学原设三牌楼，因两次遭敌机轰炸，已先迁出南京，10月10日在安徽屯溪开学。南京沦陷后，安徽形势吃紧，又迁至长沙，最后内迁至贵阳。因与重庆校本部相距甚远，交通不畅，于师范学院实习不便，1941年实验中学划归贵阳市属，中央大学另觅重庆市青木关14中学为附属中学。

已经运到下关码头的图书仪器，因长江货运船只极为紧缺，虽经多方交涉，仍无结果，正在进退无计的时候，意外地获得民生公司总经理、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的鼎力相助，得到圆满解决。当时的民生公司正负责运送开赴淞沪战场的军队，抵达南京后，即西上返回四川，这一批客运船只便免费提供给中央大学。为了装运航空工程系三架拆卸式飞机、医学院泡制供解剖用的24具尸体和农学院部分实验良种动物……，还破例通融，临时打通舱位，给予放置。民生公司这一举动，为保全中央大学作出重大的贡献，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留下重重一笔。

整个迁徙过程中，最为感人的要算农学院牧场大批良种牲畜的搬迁了。罗家伦临离开南京前，给牧场职工发放了安置费，并表示：若敌军逼近南京，这些牲畜能迁则迁，迁不出就算了，学校决不会责怪。

12月初，敌军已逼近南京。在牧场技师王酋亭的组织带领下，工人们决心将这批来自欧美澳洲的珍禽良种，以及教学不可少的实验动物搬出南京。他们用学校发放的安置费雇佣民船，将牲畜运过长江，然后，徒步从江浦，过安徽，经河南边境，转入湖北，到宜昌后，再水运到重庆。沿途交通阻滞，雇不到运输工具，只有自行设法将鸡、鸭、兔类小动物装进笼子，驮在荷兰牛、澳洲羊、美国猪的身上，犹如沙漠中的骆驼队一样，有时一天只能走十几里。入冬后，大雪纷飞，天寒地冻，人、畜均已疲惫不堪，继续前行是不可能的了。在征得学校同意后，“队伍”便在河南商城休整过冬，学校及时汇上费用。待到第二年春暖花开时，重登征程，到宜昌后，乘上学校准备好的船只驶向重庆，前后历时一年，于1938年11月下旬到达沙坪坝。师生们望着这支特殊的“队伍”倍受感动，一致誉王酋亭为“中大的焦大”。罗家伦在一回忆文中说：“在沙坪坝见到这批家畜时，就像看到了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当我和这些南京‘故人’异地重逢时，心中一面喜悦，一面引起了国难家仇的无限感慨，不禁热泪夺眶而出了。”（罗家伦：《逝者如斯夫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28页。）

（二） 沙坪坝建校

重庆新校址选定在沙坪坝松林坡，是重庆大学东北面的一个小山丘，属该校土地，占地不足200亩。因山坡上长着稀稀疏疏的松树而得名，嘉陵江从山坡下绕过，山清水秀，虽然山丘湫隘逼窄，却也能“自成小小格局”，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

教育部“准迁重庆”的批复下达后，中央大学即致函四川省主席刘湘。10月初，刘湘复函表示同意，并知照重庆大学。学校即在重庆都邮街紫家巷设立“中央大学重庆办事处”。罗家伦派水利系主任原素欣、工程师徐敬直和事务主任李声轩前往重庆负责办理校舍建造事宜。

正当紧锣密鼓筹措校舍建筑工程时，当地一股地方封建势力制造了所谓“下江人”入川会影响四川人利益的舆论，竭力逼迫重庆大学收回松林坡。为此，罗家伦数度访晤刘湘（时以参赞抗战军务关系正留居南京），反复说明保全国家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以及东南文化的输入与交流，予四川文化的发展大有裨益等，后又经民生公司卢作孚总经理的中间调停，这场风波才暂时告息。

为保证基建工程如期完成，在整个建筑过程中采用包工包料的形式，划分为18个工作队，同时作业。工程最紧张时，集合了建筑工人1?700多人次，日夜奋战，仅用42天时间，围绕着松林坡，修建了低矮的一排排竹筋泥墙教室和宿舍。虽然教学条件与生活环境远不能和南京相比，但是经过长途跋涉的全校师生总算有了栖身之地。并于12月1日开学上课，包括当年录取的新生在内共有学生1 072人。从此沙坪坝上空升起了中央大学校旗。

1937年10月下旬，医学院和牙医专科学校、农学院畜牧兽医系的师生以及部分图书仪器抵达成都华西坝，随即筹备开学事宜。当时的医学院只有三个年级（1935年重建的）学生，一年级新生在重庆就读。抗战时期，中央大学医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和燕京大学先后迁入成都华西坝，都借用华西大学校舍和实验室等。畜牧兽医系借住成都四川省农业改进所的血清厂。抗战八年，医学院和畜牧兽医系远离校本部，只得半独立地完成各项教学任务，艰苦创业，为国家培养了急需的医学和农业人才。

入川后的第二年春天，在松林坡顶端，修建了图书馆、阅览室，站在图书馆门口，可以俯瞰学校全景，坡上的主要通道是一条环山公路，也是运动员的跑道。后来，又陆续修建了专用教室、实验室和学生俱乐部等。此时的松林坡房舍相连，层层叠叠，再也无法插足了，学校规模逐日扩大，不得不向校外谋求发展。于是在沙坪坝镇上修建了小龙坎男生宿舍和教职工宿舍，又在松林坡对岸的磐溪（隔嘉陵江）修建工学院的大型实验室等，将航空工程系和艺术系迁至磐溪，这样校舍的紧张状况得到暂时的缓解。

随着战火的蔓延，大片国土的沦陷，涌入大后方的人员越来越多，中央大学在校人数激增，学校筹划建立分校案。经教育部批准，决定在离重庆市60华里，从沙坪坝沿嘉陵江而上25华里的柏溪建立分校。

柏溪，是江北县的一个小山村，这里四面环山，岗峦起伏，清澈的溪水从长满翠柏的河边流过，依山傍水，恬静幽雅，校长罗家伦把这个没有地名的村子，取名柏溪。总面积为148亩，呈西南东北走向，中部较为平整，辟作饭厅和运动场，围绕运动场修筑16尺宽的马路，为校内主干道，分设教学区和生活区。校舍建筑也采用松林坡建校经验，包工包料，不分昼夜，突击施工，历时两个月，建屋44栋，耗资13万元。后来又相继增建了游泳池、工场和防空洞，设施逐步趋于完善。

至此，抗战时期的中央大学地分三处：重庆、成都和贵阳。1941年罗家伦在谈及筹建南京中华门外新校址未成而西迁时，曾不无幽默和聊以自慰地说过：“造化的安排，真是富于讽刺性。我在南京没有建成大规模的新校址，但这点领到局部而未用完的余款，竟使我在兵荒马乱的年头，免除了许多困难的手续，在重庆沙坪坝和柏溪两处，造成两个小规模的新校舍，使数千学生没有耽误学业。”（罗家伦：《中央大学之回顾与前瞻》，见《中央大学七十年》第112页。）真可以谓之“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虽然，战时的中央大学地域分散，头绪繁多，开支增加，领导不便，不利于办学，然而，在抗日精神的感召下，齐心协力，知难而上，克服重重困难，不断扩大办学规模，使中央大学的发展达到历史上的鼎盛时期，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