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易长风潮

从创建第四中大，历经江苏大学到定名中央大学，学校规模等一切照旧，张乃燕一直担任校长职务。但由于这所大学既已定名为国民政府的中央大学，所以朝野上下便认为张乃燕的名望、资历等均不足以膺此重要职务，张乃燕本人亦提出辞呈。于是1928年6月9日国民政府决定任命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但是吴稚晖致函大学院，坚辞不就。中大校长一职便仍由张乃燕担任。1930年10月，张乃燕辞去校长职务。中大合并了教务、事务、庶务三处，代之以总务处，下设文书、注册、出版、会计、庶务5组。聘黄曝寰为总务长，但为学生所反对。国民政府为了加强对中央大学的控制，决定将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调任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于12月13日到校就职。

朱家骅（1893～1963），字骝先，浙江吴兴人。早年留学法国，专攻地质，1922年获得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兼德文系主任。其间，曾组织过学生的反帝示威游行。1926年起主持中山大学校政，后任校长。1927年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府常务委员会代主任。1928年参与创建中央研究院。1929年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朱家骅上任后，即着手变更学校行政组织。取消总务长，改设秘书长，聘郭心崧担任秘书长（1931年5月又取消秘书长，改设教务长，聘查谦任教务长）。同时，聘任了8院院长：文学院院长汪东（1931年夏一度由张歆海代理）、理学院院长李学清、法学院院长刘光华、教育学院院长程其宝、农学院院长梁希（后因病辞职，由刘运筹继任）、工学院院长顾毓臔、商学院院长徐佩琨、医学院院长颜福庆等。由于朱家骅受到蒋介石的信任，在国民政府中具有一定地位，所以，在解决学校经费、基本建设、聘请国内知名教授和外籍学者等方面取得一些成效。当时中大师生已近3?000人，却无一大型的集会场所，兴建中的大礼堂由于经费无着而停工。当时国民党正计划召开“国民会议”，酝酿修建新礼堂。朱家骅便提议将礼堂修建在中大校园内，会后归中大保管和使用，得到国民党中央同意，拨款50万银元，将中大礼堂“改以国民会议名义”重新施工。（中央大学编印：《中大八十年》，1995年，第56页。）由建筑系教授卢毓骏主持续建的大礼堂，设计独特、造型壮观，前廊有爱奥尼可式的列柱和三角顶，堂内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圆顶，顶高34米，内分三层。该礼堂于1931年4月完工，内有2700多个座位，在全国大学中实不多见。同时，朱家骅还利用自身的影响和中大的地位，加强了学校与国际教育文化机构的联系。但另一方面，他在政治上对师生的控制较前有所加强，尤其是在九一八事变后，他一再压制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引起中大师生的反感。9月28日，中大学生因九一八事变后我国外交失败而怒打傲慢无礼的外交部长王正廷。12月17日又围攻国民党中央党部并冲砸诋毁学生运动的《中央日报》馆。朱家骅因此而引咎辞职。当月30日，国民政府任命朱为教育部长。

朱家骅辞职后，校务由法学院院长刘光华代理。1932年1月8日，国民政府任命政治系教授桂崇基为中大校长，桂因遭到学生的反对而辞职。1月31日，国民政府又任命曾经做过东南大学董事、东大行政委员会副主任的任鸿隽为中大校长，任坚辞不就。此时刘光华亦辞代理校务之职。6月28日，行政院议决由教育部政务次长段锡朋代理中央大学校长。次日，段锡朋到校视事。段锡朋，江西永新人，1916年秋考入北京大学，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任“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会长和“全国学联”会长。1920年与罗家伦等数人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后又肄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回国后曾任武昌大学、中山大学教授。1931年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次年，继陈布雷之后担任教育部政务次长。

中大学生出于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反对政客式人物统治中大，曾由学生会出面向行政院提出，要求委派国内知名学者，如竺可桢、翁文灏、任鸿隽等担任中大校长。当时曾得到了行政院长汪精卫的当面答复。所以，当学生听说靠搞国民党党务起家的段锡朋已到校就职时，感到受了欺骗和羞辱，便从各教室涌向校长办公室楼下，高呼口号，反对段锡朋出任中大校长，部分学生甚至扭打段锡朋，砸毁了段的小汽车。段锡朋十分狼狈，仓惶离校。蒋介石闻讯，极为震怒，即刻下令解散中央大学。

7月2日，教育部派委员4人接收了中大，教员全部解聘；4日布告所有学生立即离校，听候甄别。当时，教育部内定开除学生60多名。解散中大的举动，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6日行政院议决，聘蔡元培、李四光、钱天鹤、顾孟余、竺可桢、张道藩、罗家伦、周鲠生、谭伯羽、俞大维为中大整理委员会委员，负责对这次事件进行调查和处理。指定蔡元培为委员长，李四光为副委员长。整理期间，由李四光代理校长职务，并聘竺可桢为教务长，钱天鹤为总务长。经过整整一个暑假的整顿，最后宣布开除学生19名。同时，整理委员会议决：将设在上海的医学院和商学院划出中大，分别改称国立上海医学院和国立上海商学院，中大暂时负责支付24?000元的经费。8月26日，国民政府任命罗家伦为中大校长。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浙江绍兴人。出生于江西进贤。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在北大求学期间，与傅斯年等共同创办了新文化运动中颇具影响力的刊物《新潮》。他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5月4日那天一直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并被推为代表之一，前往各国使馆递送《意见书》，希望各国予以“同情之援助”。5月26日，以“毅”为笔名在《每周评论》第23期上发表了《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首次提出了“五四”和“五四运动”的重要概念。1920年获得上海工商界巨子穆藕初(湘癑)资助留学美国，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历史。1922年改入英国伦敦大学。1923年冬，入德国柏林大学历史研究所。1925年又转入法国巴黎大学。一年后回国，任东南大学教授。随后参加北伐，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秘书、中央党务学校教务主任和代理教育长等。1928年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31岁的罗家伦被任命为首任校长。然而北平地区为阎锡山所控制，阎系人物提出“清华人管清华”的口号，指责罗“作风专断，不尊重师生”，在清华校园内发起“驱罗运动”，罗家伦被迫辞职，受聘为武汉大学教授。罗家伦所以能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一方面是他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另一方面也与他“五四”学生领袖的形象有关。于是中央大学持续多时的“易长风潮”便以罗家伦的到任而告平息。

    （二） 罗家伦“安定、充实、发展”的治校方略

1932年9月5日，罗家伦到校视事。首先，他聘请孙本文为教务长(1934年由陈剑袺继任)，张广舆为总务长(1933～1936年改聘李善棠任总务长)，分别接替竺可桢、钱天鹤的职务。聘请文学院院长汪东等人为甄别考试委员。接着就公布了教育部制定的8条学生甄别实施办法。甄别考试合格的学生全部返校，10月11日，中大重新开学授课。是日，罗家伦在全校大会上作了颇有影响的《中央大学之使命》的就职演说，陈述他来到中大的远大抱负和治校方略。

罗家伦宣布的治校方略是，“欲谋中央大学之重建，必循‘安定’、‘充实’、‘发展’三时期以进”。就是首先创造一个安定的教学环境，再进行师资、课程、设备诸方面的充实与完善，以求得学校的进一步发展。每个时期大约三年，但这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所以他同时又提出，“在安定的时期应当有所充实，充实时期应当亟谋发展。就是到了发展时期，也还应当安定”。在十年的办学实践中，罗家伦也将三者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在最初的两年里，安定的目标可说是达到了，以后两年更加注意了充实，不但充实了图书仪器各项设备，而且充实教学内容和师资力量，使中大在“易长风潮”过后进入了一个稳步发展的时期。

罗家伦的治校方略所以能得以实施，主要在于他在校务方面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改革和努力。

第一，重视聘用人才。罗家伦认为大学校长治校的首要之举是聘人，以推动学科发展和教学、科研进步。因此他一上任，整顿校务的第一步，就是从延聘师资入手，一方面极力挽留原有良好教师，一方面随时罗致专门学者。当时的教师分专任和兼任两种，罗家伦主张教师队伍应以专任为主，原则是“凡可请其专任者，莫不请其专任”，“以求其心无二用，专心在中大授课”。数年以后，中大兼任教师由110人减少到34人，而这些为数不多的兼任教员，均系某种专门学科的专家，为政府和其他学术机关所倚重，“本校所欲罗致而事实上又不可能者”。以所授课目而论，1934年专任教师课目占四分之三，这就保证了师资队伍的稳定和质量。至1937年时，中大教师达到424人，而其中兼任教师仅50余人。各学院专任、兼任教师的概况见表3-6。

 罗家伦曾经说过：“聘人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为了建设一支良好的教师队伍，他决不为照顾情面而使滥竽充数。所以，当蒋介石向教育部长王世杰发问“罗志希很好，为什么有许多人批评他、攻击他，这是什么原因”时，王才会这样作答：“政府中和党中许多人向他推荐教职员，倘若资格不够，他不管是什么人，都不接受，因此得罪了不少人。”罗家伦重视师资不仅在于延聘，而且还体现在对教师切身利益的关心上，为了保证教职员的生活安定，在当时经费紧张、时有短缺的情况下，他总是维持定期发薪，决不亏欠，即便是挪用其他款项，也是毫不含糊。罗家伦修剪的这棵茂盛的“梧桐树”竟引得天下“凤凰”竞相飞来。

表3-6 中央大学师资概览（1937年）

1933年8月，中大仅理学院就新聘了10余位著名学者担任教授，他们是：留美的数学博士孙光远和曾远荣，化学博士庄长恭，生物博士孙宗彭；留日的物理博士罗宗洛；受业于居里夫人的物理博士施士元以及王益崖等多位留法博士；原清华大学教授胡坤院、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朱庭祜等。另有德籍物理、化学教授各1人。此外，在此前后进入中大的还有经济学家马寅初，艺术家徐悲鸿、张大千，诗人、哲学家宗白华，诗人、作家徐志摩，农学家金善宝、蔡旭，林学家梁希，地理学家胡焕庸，天文学家张钰哲，化学家袁翰青、高济宇，医学家蔡翘等。至抗战前夕，先后被罗家伦聘为院长的有：文学院长汪东；理学院长李学清、庄长恭、孙光远；法学院长戴修骏、马洗繁，教育学院院长郑晓沧、艾伟；农学院长蔡无忌、邹树文；工学院长卢恩绪；医学院长戚寿南，牙医学校主任黄子濂，实验学校主任许李震等。中央大学群英荟萃，学术景象一派繁荣。
    第二，重视学科建设。中央大学原有文、理、法、教育、工、农、医、商8学院。由于1932年7月将设于上海的商、医二学院划出，因此自1932年下半年起，中央大学实设6个学院。罗家伦长校后，根据社会需要和学科的发展趋势，对中大的系科设置，不断进行调整与扩充。文学院成立社会学组，教育学院添设心理学系，工学院恢复化学工程组；农学院根据设备情况分设农艺、森林、畜牧兽医、农业化学、蚕桑、园艺6系。鉴于国难深重、国内航空工业近于空白这一状况，罗家伦电邀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机械科的罗荣安回国，到中大创办自动工程研究班，从事摩托的研究与制造；1934年11月改为机械特别研究班，附设于工学院内，招收大学工科毕业生，修业年限为一年半，首批毕业生21人成为中国自己培养的最早一批航空工业专门人才。

    1935年，罗家伦等考虑到当时中国急需医务人才，同时为充实中大学科起见，于5月份再度创办了医学院，并聘请中央医院内科主任戚寿南担任院长。是年6月，中大又奉命开办国立牙医专科学校，该校附设于中大医学院，校长由罗家伦兼任。医学院不分系，只设医本科、牙本科以及专修科等。医学院的添设又使中央大学成为拥有文、理、法、教育、农、工、医7个学院40个系科的综合大学，居全国之冠。这一格局和优势一直保持到改名南京大学后的1952年。

    1934年5月19日，教育部颁布了《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规定：研究院设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各研究所；具备3个以上研究所者称为研究院；各研究所依大学本科所设各系分若干部，称为某所某研究部。即分院、所、部三级。研究所招收大学本科毕业生，公开考试录取，不限本校毕业。研究期为2年。是年11月，罗家伦积极筹设理科研究所算学部和农科研究所农艺学部，1936年8月两部开始招生。不过，直到抗战爆发以后的1938年，“中央大学研究院”才正式成立。研究院院长由校长罗家伦兼任。这样，中央大学不仅在横的方面是拥有最多学科的大学；在纵的方面，幼儿园、附小、附中、专科、本科、研究院，一应俱全，自成体系。

    罗家伦在扩充院系的同时，更是致力于教学质量的提高。他在重订教育方针之时，对于课程设置制定了8条《整理学程大纲》，要求各院系据此自行厘订课程，以求授课时数的集中；删除不必要的课目，使必修、选修课都有明确规定，使学生集中时间和精力从事专业课程的学习；形成“核心课程”，不因人因事而变更；修业年限至少须4年，不得赶修，以免除争求速效所带来的弊端。这从制度上保证了教学活动的稳定性，加之优秀教师的安心授课，就使得中央大学教育质量不断得以提高。此外，为繁荣学术，促进高深学问的研究，在罗家伦倡导下，1932年11月学校决定增加发行两种学术刊物：一种是“国立中央大学丛刊”，登载专门研究的著述，分为《文艺丛刊》、《社会科学丛刊》、《教育丛刊》和《农业丛刊》；另一种是“国立中央大学专篇”，登载特别有价值的著作，专印成册。同时，罗家伦从研究条件和社会需要考虑，不遗余力谋求中大与社会事业和学术机关的合作。1932年至1937年，中大与校外各机关合作的事业达43项。（中央大学编印：《国立中央大学十周年纪念册》，1937年，第6～8页。）如，与江宁要塞司令部合作“要塞造林”，与中央棉产改进所合作进行“棉作研究及试验” 和“在江苏省推广纯良棉种”，接受政府委托“开办中等学校教员暑期讲习班” 和“进行全国儿童问题咨询”，与实业部统计处合编《中国经济年史》，接受美国洛氏基金会委托开展改良猪种及饲料的研究，同全国稻麦改进所合作进行“稻麦分级实验”，与昆山县政府合作“建设昆山稻作改进实验区”，同卫生署“合办城市卫生教学区实验处”，同南京市政府合作进行“卫生诊疗及实验事务”，同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合作进行“水工实验”，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合作“调查中学英文教材”，以及接受资源委员会资助进行“淮河流域土壤分析”、“四川石油调查”和“滇边地理考察”等。这一系列研究活动，既对国计民生有所裨益，又拓宽了学校科研经费渠道，还增强了学生实际工作能力。

第三，办学条件的改善。罗家伦对于学校行政工作方面的指导思想有三条：(1)厉行节约，缩减行政费；(2)力持廉洁，养成廉俭风气；(3)增加效能，少用人多做事。以期把学校的经费，重点用于改善教学设施。这个指导思想实施数年后，收到显著成效，明显地改善了各院系的工作和教学条件。罗家伦上任后的前5年，用于校舍建筑方面的经费达87万元。扩建图书馆，使阅览室容量较前增大4倍，多达1 000个座位，书库容量增加一倍半，可藏书80万册；建筑费以及进口钢书架共费22万余元(当时全校经费每年为172万元)；修建体育馆，长达60米、宽22米，上下两层，总面积达2 640平方米；将梅庵改造成音乐教室，共费10 000余元；营造游泳池，费用约15 000元；重修生物馆(是理学院生物系的研究室、教室和陈列室)、东南院(法学院的研究室、教室在内)和南高院(教育学院各系研究室、教室均在其内，是中大最古的建筑)，共耗资35 300元；1936年4月建成医学院院舍，建筑设备费共合5万余元。1937年花费15万元兴建牙科医院。除教学用房以外，为集中管理学生宿舍起见，退掉过去租赁的宿舍，另于文昌桥学生宿舍原址，建造学生宿舍2幢，1935年落成，可容数百人，共费11万元，并于1935年将一男生宿舍改修为女生宿舍，使全部女生住宿校内。实验学校校舍在中大的西南角，占地30余亩，除原来的望钟楼、中一院等以外，又分别添建中小学教室各一座，分别命名为“雪耻楼”和“民族楼”，共费35 000余元。至1937年，中央大学的校舍面貌一新，颇有最高学府的恢宏气势。

图书杂志仪器设备等也大有增加。接受东南大学图书馆时，中西文藏书为48 000册，到1930年达80 000册。截至1937年，中大图书馆收藏图书共有407 203册，其中，中文书204 514册，外文书202 689册，书籍186 617册，杂志220 586册。花在图书方面的费用高达50万元。

据统计，自1932年9月至1937年5月，中大共购置图书计中文书63?381册，西文书34?828册；中文杂志286种，西文杂志233册(未计卷数)。中文书中善本极多，不胜枚举。西文书中也大多是较珍贵者，如《法国16世纪至18世纪之绘画》(由散页装订成册)、《敦煌石窟魏唐宋佛像佛经》(1914年至1924年间出版，六巨册，由散页装成)、《英国古代建筑》(图样百余幅，由1821年至1838年原本拓成)。特别值得记载的是，5年间购齐西文理工科类杂志达30余套。这些杂志大多是自19世纪创刊以来连续出版的，少则五六十年，多则百年以上。如Geographical Journal London 1803—1937，连续刊行达134年。其中最贵者7000元一套。但为了研究需要，中央大学均不惜巨资，全部购齐。（中央大学编印：《国立中央大学十周年纪念册》，1937年，第8～12页。）

中大院系众多，教学研究所需要的仪器、机械、标本、模型等，种类既繁，数量又多。为了创造良好的条件，学校也大量购置。如物理系建有普通物理、电磁学、光学、无线电学、近代物理等实验室10个，设有爱克司光、光学、无线电等研究室5个，拥有140仟伏X光变压器、15级Echelm Grating、测微光度计感应高温炉等仪器设备。化学系建有理论化学实验室4个、分析化学实验室5个、有机化学实验室3个、无机化学实验室3个以及煤气厂一座，拥有高空抽气机、吸收光波检定器、微量分析仪器、白金器及电解分析仪器等。地质系建有岩石分析、高等岩石光理矿物、古生物学、普通地质、矿物学实习室5个，拥有高等岩石光理矿物标本1 000余块，金属、非金属、宝石类矿物2 000余块等。生物系的实验室更是多达一二十个，分别是普通植物、普通动物、植物生理、动物生理、胚胎学、神经学、无脊椎动物及寄生虫、细胞遗传、植物分类及禾本科植物、植物切片、植物形态、比较医科解剖实验室等，另有照相暗室、动物标本室、植物标本室、动物室和花房等。教育学院也建有普通心理实验室、应用心理实验室、绘画实习室和音乐实习室等。（中央大学编印：《国立中央大学十周年纪念册》，1937年，第12～26页。）

    （三） “万人大学”规划的制定与被迫终止

       经过了几年的努力，罗家伦使中大基本上达到了“安定”和“充实”的目标。到1934年，他认为“中大发展的时机到了”，决定另辟新址，建设“万人大学”。因为：(1)首都大学在急需人才的时候，决不应只是上千人的大学；(2)中大地处南京中心，车马喧嚣，市气逼人，不适宜研讨学问，培养身心，养成“高尚纯朴”的特殊学风；(3)四牌楼校址不过300余亩，湫隘逼窄，实无发展余地，工学院等亟待添设工厂，需要扩大面积；(4)农学院(在丁家桥)与校本部分离，教学设备极不经济；(5)师生食宿，杂处市井，身心不安，而且不能常相接近，问难质疑；（6）要把中大建成具有“近代式大学规模”和符合社会需要的大学，在市区是办不到的；对此，他有着切身感受：“我知道伦敦大学和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师生生活之痛苦。我在柏林大学两年的经验，使我知道柏林大学的缺陷，如电磁实验受门外的电车影响，就是其中的一端。”于是，罗家伦打定主意，要在市郊另觅校址，建造一所能容纳5 000至10 000学生的首都大学。恰在那时，中央又托付中大一部分航空工程的教育，即开办“机械特别研究班”，照规定计划其所需各种实习的场所，断非大石桥校址所能容。这一新的要求愈发强化了罗家伦原本存在的信念。他另辟校址的设想赢得了教育部长王世杰的支持，后又得到蒋介石的首肯。于是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便通过了《建立中大新校址》的提案，建筑费暂定为240万元，并训令行政院1934年度按月拨付迁校建筑费8万元。240万元虽然已是很大的数额，但要建造“英国牛津和剑桥大学城”那样的校园，这些建筑费还是不够的。正好那时，中央政府通过一项四年计划，要求中大扩充工程人才的培养，罗家伦携带培养工程人才的“科学的计划”上庐山面见蒋介石。对该计划，蒋介石表示赞成，当场答应另拨专款200万元。罗家伦派人在南京四郊遍寻适宜地点，花了几个月工夫，选定了中华门外约七公里处的石子岗一带为新校址。罗家伦和王世杰看过两次之后，一致认为那里气象宏大，山林起伏，布置起来曲折有致，非常时期又宜于防空，有一秦淮河支流从校内经过，不仅增加校景，而且还有工程和农业上的用处。此外，北面是龙盘虎踞的紫金山，南面是树木葱茂的牛首山，东南是便于地质实习的方山，登高则可望见滔滔长江。罗家伦还特地邀请曾经为苏联五年计划规划过校舍的德国工程师来南京察看，这位德国专家也认为地点适宜。对于这片新校址，罗家伦充满了美好的向往。在他后来的一首诗作《忆南京》中，有一节是这样描写新校址的风景的：

我又想到雨花台南，
岗名石子，
桥唤铁心。
南望牛首，
东望方山，
北望紫金。
山头放眼呵
大江雄浑，
秦淮澄清
这二水三山的中间
正是理想的学术都
有的是很老的森林
更加上手种的榆柏
也快成荫
牧场的花背牛羊
利落地沿着山岗西下
夕阳里
映出来如雪如金！

1935年11月，内政部颁发公告，征得石子岗8?000亩土地为中大新校址。由教育部出面，聘请叶楚伧等9人为新校舍建筑委员会委员。聘徐敬直、李惠伯为该委员会专任工程师。罗家伦亲自提出了各项建筑要求，打算除医学院及其规模较大的附属医院仍在四牌楼外(因医院应在市中心)，其余各部分都迁至新址。他悬赏5000元，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图案设计招标，经公开评定，决定由兴业建筑公司绘图承建。罗家伦打算分期建筑、分批迁移，并决定将急需设备和空间的工学院和农学院最先迁入。1937年1月，新校址凿井动工，深达213米。5月，工学院和农学院的主要建筑，招商承造，正式兴土；理学院的图书馆和学校运动场也已设计完毕。

当时，罗家伦对于石子岗新校址是满怀希望的，预计1938年秋便可落成，工学院、农学院即可迁入新址；30个月以后即可全部完工。“完成以后，站在小山顶一望，于美丽而含蓄的校景之中，一面工厂的马达齐转，一面机械化农场的火犁出动，图书馆里人头攒拥，运动场上几千百的男女活泼泼地跳跃，悠扬的歌声，相和相答，这不能不教人心旷神怡！”他甚至以为“本校是否能成为国家完善之学府，当视新校址是否能建筑迁移而定”。但是，新校址动工半年后，便发生了芦沟桥事变。8月，日本侵略军攻占了上海。12月13日，首都南京沦陷。罗家伦重建中大的蓝图，被日寇的魔爪撕得粉碎。这，成了罗家伦心中永远的痛苦。罗家伦并将之当着他离开中大时的一个“文化遗嘱”：希望“于抗战胜利以后，每个爱护中大的人，是一定要把它实现的！”（罗家伦：《中央大学回顾与前瞻》，《中央大学七十年》，第109～116页。）他的这个遗愿，后来终于被南大人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