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学社是我国民主党派中的重要一支，它的初期，是以科技、文教界高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政治团体，这个团体的产生却与中央大学有着密不可分的深厚渊源。

（一） 自发的“自然科学座谈会”

九三学社的源头应该从“自然科学座谈会”说起。它始于1939年春天，一个灾难深重的年代，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国民党战场节节败退，南京沦陷，武汉失守，仓促西迁的中央大学蜗居在重庆一隅的松林坡上，中国的出路何在？那些抱着科学救国的愿望，想为贫穷落后、受人蹂躏的中国寻求出路的中央大学教授们，无不忧心如焚，彻夜难眠。他们苦闷、探索、反抗，进而走到一起，不再仅仅是切磋学问，而是互相倾诉内心的疑虑、愤懑、不平，抗战形势遂成为共同关注的不可替代的中心议题。有些人在注视和预测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有些人认清方向，勇往直前，不再坐而论道，而是追问究竟，析疑解难，表面平静的校园里，潜藏着激流。

一个偶然的机会，农学院教授梁希读到一份《新华日报》，他被上面的文章吸引了，以致后来成了该报的忠实读者，每日必读，一字不漏，真到了“饭可一日不吃，《新华日报》不能一日不读”。（梁希语，见《中国林业的杰出开拓者——梁希》，中国林业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页。）读后就要议，就要宣泄。当时，潘菽的胞兄潘梓年是新华社社长，潘菽、梁希他们常去新华社听抗战形势报告，借阅进步书刊，与新华社建立了经常性联系。不久，金善宝、干铎、李士豪、涂长望等教授先后加入进来，甚至邻校重庆大学的谢立惠、税西恒教授，以及附近工厂的钱保功也赶了过来，经常聚集在一起，大家渐渐地对座谈有了兴趣，于是便形成座谈会形式，讨论自然科学与抗战的关系，就这样“自然科学座谈会”产生了，名称虽不保密，参加的成员都是不公开的。他们坚持每隔两周座谈一次，有时也与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董必武、章汉夫、潘梓年见面。在新华社负责人的启发指导下，自然科学座谈会成员开始学习唯物辩证法和自然辩证法，以树立全新的人生观和抗战必胜的信念。

经周恩来提议，《新华日报·自然科学》副刊由自然科学座谈会推举五位成员负责编辑，编者之一的梁希曾在副刊上发表《用唯物辩证法观察森林》一文，尝试着以新观念、新思维来解剖自然现象，以引喻社会现实和政治斗争。他在文中阐述到：“依照自然界规律，正在腐朽的旧枝叶，早晚要消灭的，它不过是一时苟延残喘，作最后之挣扎罢了，所以，林学家要认识树木本身的内在矛盾，把它揭露出来，应该留的留，应该剪的剪，此中没有调和妥协之可能。”（梁希：《用唯物辩证法观察森林》，见《梁希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94页。）周恩来对此文给予很高评价，认为是自然科学联系实际的良好开端，称梁希是“实干家”。同时，他们对共产党和延安人民也是感情真挚，休戚相关的，有一次，延安革命根据地急需西北地区气象资料，涂长望不但提供了所需的资料，还赠送了大批气象书籍；金善宝为延安提供了农业技术资料和良种，真乃灵犀相通，两全其美。

1941年1月1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自然科学座谈会的成员义愤填膺，拍案而起，为了表达对人民革命事业的支持，他们不畏形势险恶，不听温言劝阻，毅然前往新华社所在地，公开表示了他们的慰问、哀悼和愤慨，谴责蒋介石集团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阴谋。据该年《新华日报》载：“梁金先生各捐赠抗日战士寒服款一百元。”这“梁金”就是梁希和金善宝。当时，新华社的工作人员生活十分清苦，从社长到公务人员，每人每月津贴只有8元。

皖南事变后，形势急转直下，国统区充斥着白色恐怖，自然科学座谈会也就从高潮走向低谷，由人数渐少到不定期聚会，慢慢停止了活动。然而，大家都在思考着，如果只是凭藉正直和良心，单纯地寻求报国愿望，又停留在一地（中央大学）和少数人（自然科学座谈会）中活动，自然难以维持和发展，必须推上社会，团结大多数，打开新局面。

（二） 团结多数人的“民主科学座谈会”

1944年下半年，日寇对我国大西南地区发动新的进攻，桂林失陷，川黔吃紧，严峻的形势，使重庆科技、文教界的民主人士极度焦虑，常以会餐的方式聚会，相互探讨，交换看法。这年9月，国民参政会召开，中共代表林伯渠适时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响应，给国统区的民主运动指明了方向，“民主科学座谈会”就是在这种民主运动高涨的大气候下萌生的。

同年11月，重庆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许德珩、潘菽、梁希、张西曼、黎锦熙、涂长望、黄国璋等，发起组织了“民主科学座谈会”，主张“团结民主，抗战到底”，发扬“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精神，为实现人民民主与发展人民科学而奋斗。

经周恩来、潘梓年授意，自然科学座谈会的部分成员，由潘菽介绍，先后以个人身份参加民主科学座谈会，构成了该会的主体。活动地点就在许德珩、劳君展夫妇家，有时也去督邮街广东酒家或别的地方聚会。当时许家高朋满座，中央大学教授潘菽、梁希、金善宝、涂长望、干铎、何鲁等是常客。税西恒是重庆大学教授，又在重庆自来水公司任总工程师，也是由潘菽介绍加入“民主科学座谈会”的，从安全起见，该会的活动地点也就由许家迁到自来水公司。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从此，经过八年艰苦卓绝斗争的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全国人民沉浸在喜庆欢乐之中。民主科学座谈会于9月3日这一天，借重庆青年会会址举行庆祝。会上提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意义重大，民主科学座谈会这个名称政治意义不强，不如改为九三座谈会，以纪念这一光辉的日子。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和赞许，于是“民主科学座谈会”正式更名为“九三座谈会”。

会后，九三座谈会成员间有了更频繁的接触，成为团结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的政治团体。然而，随着抗战的结束，内迁的机关和学校即将复员，座谈会的成员来自天南海北，复员后即会各奔东西，“九三座谈会”能否继续存在？能否成为永久性的组织？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间的矛盾以及时间上的紧迫性，使得该组织面临着进退维谷的境地。

（三） 毛泽东说：“九三座谈会”应办成永久性组织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代表团成员飞抵重庆，与国民党共商国是，受到山城人民的热烈欢迎。这一消息很快传遍整个山城，给广大人民带来希望，也给九三座谈会带来新生。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分别会见了一些科技、文化界进步人士的代表。一次，在张治中将军公馆毛泽东会见中央大学进步教授代表，应邀出席的梁希、潘菽、金善宝、熊子容、涂长望等向毛泽东汇报了九三座谈会的情况及其面临的两难选择。毛泽东高屋建瓴地阐述了国内外形势及其发展趋势，使在坐的几位教授信心倍增，大有拨开迷雾见太阳之感。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毛泽东特地安排会见了九三座谈会的负责人许德珩、劳君展夫妇，明确建议：“九三座谈会”应办成永久性的政治组织。当许氏夫妇担心座谈会人数太少时，

毛泽东说：人数不少，即使人数少也不要紧，你们都是有影响的代表人物，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意见和看法，不是也起很大作用吗？（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编：《九三学社简史》，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毛泽东的鼓励和推动，周恩来的指导和协助，使九三座谈会跨上了新台阶，决定成立“九三学社筹备会”。“九三”是9月3日，抗战胜利的日子，有政治性；“学社”则有明显的学术性，以利于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参加进来。

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举行成立大会。大会发表了九三学社国是主张，阐明战后建国的理想与途径，以及对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的见解，决心为争取国内和平民主作不懈的努力。大会选举产生“九三学社”首届中央理事和中央监事，中央大学的潘菽、梁希分别担任两个最高职务，即中央常务理事和中央常务监事。

潘菽、梁希等再次介绍“自然科学座谈会”的大批成员以个人身份参加“九三学社”。

（四） 九三·科协·自然科学座谈会

九三学社从成立的那天起，就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反对内战、独裁，呼唤和平、民主，就沈崇事件抗议美军暴行，进行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等一系列的斗争。随着斗争逐渐升级，压迫日益加深，白色恐怖笼罩。1947年11月，国民政府突然宣布“民盟”（民盟：全称中国民主同盟，1941年成立，原名“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今名。1947年被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布为非法团体。1948年1月在香港重建组织。成员主要是文教界知识分子。）为非法团体后，九三学社的活动更加举步维艰，只能采取隐蔽的方法，更多的是以个人名义参加斗争，如果要举办较大型的活动，只有通过纯学术团体——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科协”）进行。其实，科协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参加了九三学社。

中国科协是科技工作者的合法组织，成立于1945年8月。它是中央大学教授涂长望、潘菽、梁希、沈其益等，以及李四光、竺可桢、袁翰青、卢于道等著名科学家联名发起成立的。科协的主要负责人是涂长望，时任中央大学气象学系主任，科技界人士聚会、议事、活动的主要阵地就是中央大学。当时的涂长望作为中国最著名科学家之一，已当选为世界科协的区域委员，频频出席世界科协的各种会议，沟通了中国科技界人士和世界各地的联系，进而增强了九三学社的号召力和凝聚力。科协的工作也得到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的肯定和支持。科协成为九三学社借以联络、团结、发展科技界人士的重要机构。潘菽、涂长望等介绍科协成员以个人名义参加九三学社。

中央大学的进步教授确也不负众望，勇挑重担，挺直腰杆去战斗。1946年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一周年，九三学社在重庆发表《为国际民主胜利周年纪念宣言》，主张立即停止内战，实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解散特务机关，严惩汉奸等，获得了广泛的舆论支持。梁希教授带头在宣言上签名，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极度震惊。陈立夫、朱家骅亲自出动，先后写信劝说，敦促梁希能“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言是他人之所为”。梁希复信说：“宣言上的名字系我亲手所签，全非由人代笔，如欲发表声明，亦仅此而已矣！”陈立夫等碰了个软钉子后，继又许以高官厚禄，“征询”愿否出任农林部长，甜言蜜语无效，则露出狰狞面目，派遣特务荷枪实弹相威胁，梁希愤然斥责说：“名已签了，怎好反悔？”有人劝梁希暂避一下，他毅然决然地说：“如果我梁希的名字能够写在闻一多的后面，可谓死得其所，何惧之有！”（佘实：《“九三学社”史略》，于刚主编《中国各民主党派》，1987年版，第371页。）表现出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心声，一位九三成员的无畏，被誉为国统区“一面不倒的红旗”。复员回到南京的中央大学进步教授，由于九三学社总社迁往北京，南京分社未建立，“九三学社”的活动受到种种限制，他们在梁希等的带动下，恢复了自然科学座谈会的活动，或者联合科协的成员开展活动。经常参加秘密座谈的有梁希、潘菽、金善宝、涂长望、干铎、张楚宝等十多人，他们互通信息，传阅中共的书报刊物，传送解放区广播电台的讯息等。

蒋家王朝覆灭前夕，白色恐怖弥漫，爱国民主运动却空前高涨，中央大学的进步教授更隐蔽、更勇敢、更积极地参加战斗，不论是在震惊中外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五·二○”运动，还是骇人听闻的“四·一”惨案，以及反对学校南迁，应变护校，迎接南京解放的斗争中，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校史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从自发的自然科学座谈会开始，中间又穿插进民主科学座谈会、九三座谈会、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众流归一，汇入“九三学社”。建国以后，九三学社在北京设址，由中央大学更名的南京大学设立小组，九三学社成员又在新的历史时期书写着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