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到1966年，“左”的倾向在高等学校中不断蔓延和发展。在这段时间内先后担任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的郭影秋和匡亚明，都是从革命家而转向教育家的，他们也都兼有“是老革命，亦大学者”的那种双重气度，在从事领导工作的同时又勤学不辍，笔耕不已，“走入书斋是真正的学者，走出书斋是社会活动家。”正由于此，在“左”的倾向占统治地位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虽然作为党的干部，他们必须忠实执行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但他们并没有囿于当时“左”的思想束缚，长期革命实践的锻炼和考验，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政策的全面理解，对现实问题深刻的独立思考，使他们在办学中表现出难能可贵的远见卓识和魄力勇气，也使他们自觉地对某些“左”的倾向进行了力所能及的的抵制。

（一） 依靠知识分子办学

在高等学校的办学中究竟应该依靠谁？作为大学校长，应该如何处理与教师的关系？这是高等学校领导工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郭影秋和匡亚明在学校领导工作中都十分明确地提出必须依靠知识分子办学；尽管我们的知识分子政策曾经历过多少回阴晴圆缺，而“左”的倾向一直未摆脱，而且愈演愈烈；但郭影秋和匡亚明在学校领导工作中却始终岢至苏庋陌?学思想。

郭影秋就任南京大学校长之初，正值反右斗争后期，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在反右斗争中都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大多数高校教师头上也被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但郭影秋在实际工作中却一直强调对教师特别是学有专长的著名学者的尊重和爱护。如1957年11月，反右刚结束，郭影秋校长便在家中设宴祝贺中文系“三老”胡小石、陈中凡、汪辟疆的七十寿辰，以表彰他们数十年辛勤执教作出的卓越贡献，曾在教师中传为佳话。1958年召开学校党代会，经郭影秋同志提议，又破例地选举两位教授新党员担任了党委委员。

1961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提出后，5月，在郭影秋主持下，南京大学党委制定了“关于进一步贯彻‘双百’方针的12项意见”，提出要提倡学术上不同风格、不同学术见解的自由讨论，实行“三不”主义：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1961年暑假召开的全校党员大会上，郭影秋又提出要“调整关系，处理好遗留问题”。以后，在他的主持下，对自反右以后在大跃进、反右倾等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和不公正待遇的干部和师生进行了甄别工作，在甄别工作中，他主动找那些受了委屈的同志谈心，承担责任，表示歉意，从而改善了学校中的人际关系。

1962年5月，南京大学60周年校庆之时，学校给在教育战线上工作满20年的老教职工授予奖状，郭影秋校长特地在奖状上题诗：

廿年培养费艰难，桃李盈门露未乾。
浩荡东风凭借力，好花栽与后人看。

广大教职工深受鼓舞，全校上下又洋溢着一派融洽气氛。

匡亚明曾经明确提出：“高等学校是培养知识分子的地方，高等学校应当依靠高级知识分子。”1963年5月11日，匡亚明到校视事。到职后，便先后登门拜访了20多位老教师，广泛听取教师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和要求。为发挥教师在学校决策和管理上的作用，他上任后，很快组织成立了各学科领域的专家组成的“南京大学自然科学学术委员会”和“南京大学人文科学学术委员会”，作为学校学术工作的决策和参谋机构。为了更好地依靠教师办学，他十分注重青年教师的培养与提高。一到南京大学，他就提出要尽快制订教师培养规划。当年，他就主持制定了《南京大学十年师资培养提高计划》；次年，在1964年5月20日南京大学建校62周年校庆典礼上，他代表学校党政领导宣布破例提拔讲师104人，并强调以后每年校庆都要提升教师职称。他希望扭转多少年来高校中忽视职称工作，以致妨碍青年教师成长的那种偏向，因为这种情况的持续会造成“缺乏中间继承者”的状况，而“后继无人是可叹的，要尽力避免”。而当年他破格晋升的一批青年讲师，在文革结束后都挑起了学校教学科研工作的重担，其中不少人在科技界和教育界都作出卓著成绩，如担任科学院院士和任南京大学校长十余年之久的曲钦岳，国家材料科学研究领域的首席科学家、科学院院士闵乃本等。

（二）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坚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一直是郭影秋和匡亚明办学中所贯穿的思想。

郭影秋到南京大学上任不久，便逢大跃进和教育大革命的热潮，以后又是“反右倾”下的持续跃进，但在其间曾有一段短暂的“坐下来，钻进去”的调整时期。1958～1959学年的第二学期，即1959年春夏，在郭影秋主持下，曾针对当时学生参加政治活动过多、劳动过多和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的问题，进行了一定的调整。1959年3月，郭影秋在全校体育运动会上发表讲话，向全体师生提出“收心鼓劲”，“坐下来、钻进去”，“认真读书”，“教学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等口号，并要求学生“不只做运动场上的英雄，而且要做课堂上的英雄”。这些口号，在师生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使南大师生一度从频繁的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逐步转向“认真读书、认真教学”的轨道。

匡亚明则特别强调要又红又专。刚到南京大学，1963年6月，匡亚明在一次讲话中就强调“为了办好我们的学校，首先必须注意到又红又专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以后又多次论述了红与专的辩证关系。在他当时所写的一篇题为《认真解决减轻学生的负担问题》的文章中，他曾提出：“要培养又红又专又健康”的人才，使学生“思想先进、知识丰富、体魄健康，三者具备”。而在当时全国上下到处是“政治第一”的口号。为反对“空头政治”，他还曾特别强调“只有离开红的独立的专没有离开专的红”，作为学生，“红”必须体现在努力掌握现代科学知识上。同时，他还提出“光读红的书不能成为马列主义者，红黄蓝白黑的书都要读”，因此，“不要束缚学生”，应该让学生“自由地看”，博览群书，以掌握全人类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并提出高等学校要有“高度的政治空气，高度的学术空气，高度的社会主义文明空气，高度的体育文娱空气”，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 面向现代化的求索

匡亚明曾把他的一本论文集取名为《求索集》。作为从革命家转向教育家的郭影秋和匡亚明，都始终保持着一种对教育事业和教育规律的笏餍奶巧钪魏稳瞬换崾翘焐?教育家，新的工作需要新的开拓、新的求索。

这种求索精神使他们在办学中总是保持了一种注重从实际出发，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笃实风格。1960年冬季，由于生活问题日益突出，郭影秋一方面大力抓生活、抓治病、抓劳逸结合；另一方面，大力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团结师生员工，振奋精神，战胜困难。并提出了“以教学为主，以生活为中心”的口号，同时强调，在较长时间内，工作的重点都是“抓生活、抓教学、抓思想，抓两头是为了保中间”。匡亚明就任南京大学校长后，为了办好学校学报，促进学校科研工作，他在学报编辑委员会上宣布将稿费提高20%，并强调：“要大力改进学报，这是‘衣领’，是‘网纲’，抓住它是有用的。”

这种求索精神使他们一直追求着建设现代化大学的办学目标。郭影秋任期内，南京大学在三年教育革命中的某些突进式的发展，固然主要源于“左”的影响，但与郭影秋等学校领导者对建设现代化大学的急切追求也不无关系；而以后的取得明显成效的调整，也正来自其从失误中总结出的对于建设现代化大学的正确认识。匡亚明刚调任南京大学时，由于对现代化办学目标的追求，使他对当时学校的办学条件现状深感不满。在6月份的一次会议上，他特地提出，虽然“勤俭办学是我们必须坚持的长远方针”，但这“绝不意味着教学科研设备上可以满足于落后”，“凡能因陋就简的要因陋就简，凡需要高度条件的也应该满足”。“要教学，要科研，就要有房子、器材、实验室，当用的钱要用，不要抓了芝麻，丢了西瓜。”在匡亚明推动下，几年间，南京大学的教学大楼、物理楼都相继投入建设，学校面貌有了较大改观。

这种求索精神使他们在不能不执行某些当时占踞主流地位的“左”的做法时，有时不能不处于一种矛盾的心态之中。大跃进和教育大革命开始之时，当时的郭影秋就曾有种种疑虑，“学校总得上课，学校毕竟应以教学为主。假如学校不上课，还要学校干什么？”但他又认为这既是一场革命，是新生事物，就应热情支持，在汹涌奔腾的革命大潮流中，只能带领群众上，而不能退，用他的话说：“如果南大在运动中被挂上了黑旗，无疑是给群众脸上抹黑，这在当时群众也是通不过的。”但这种顺应潮流总是出于对教育事业和学校利益的考虑，一旦他们认为这种潮流有损教育事业和学校利益时，就会不惜个人的得失进退而加以抵制，如大炼钢铁时，郭影秋曾冒着被开除党籍的压力，顶住了要砸掉正在使用的铁床、钢门来炼钢的错误指示。

这种求索精神使他们在学校领导工作中从不文过饰非，而总是严于律己和注意不断纠正工作中的失误。郭影秋在总结南京大学三年教育革命经验教训时就坦诚地说：“在1958～1960年间，我们有浮夸风”，提出的一些口号“只是凭一股热情，有盲目性，当然也就无法兑现。这个教训使我们更加体会到对人民负责的严重意义。对人民负责要负责在前，对重大问题事先作周密考虑，不能光是敢于承担错误的责任。从这方面检查，我们的群众观点是很薄弱的。”在他任期内，南京大学曾发生一起意外的严重事故。1959年7月10日凌晨5时，化学系实验室所在地东大楼突然发生火灾，经过全校师生奋力抢救，虽然贵重仪器及化学药品多数被抢出，但房屋烧毁，东大楼成了一片废墟。为迎接国庆十周年，校党委决定立即按原貌重建东大楼。经过两个多月的苦战，国庆节前基本竣工。新落成的东大楼比原来还加高一层，总面积达4000平方米。在扑灭大火时，师生中多人受伤，中文系一年级学生陈万里（侨生）因伤势过重，不幸牺牲。学校党委鉴于他生前的一贯表现和愿望，追认他为中共党员，安葬在雨花台，郭影秋亲自为之撰写碑文。对此事故，一向严于律己的郭影秋校长心情十分沉重，引为己咎，主动要求上级给予处分，并表示要加倍工作来补偿损失。他在接踵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带病忘我工作，与群众同甘苦，受到师生们的爱戴与敬重。

郭影秋和匡亚明在学校领导工作实践中所反映出的办学思想，当然还远不限于上述几方面。例如，匡亚明还十分强调因材施教的原则，强调要打破传统教学中缺乏弹性和一律化要求的方式，允许和鼓励学生在学习上冒尖和给学生自由选择和自由发展的天地。并十分强调通才与专才的统一，希求纠正我们所培养的人才知识面过于狭窄的弊端，培养出具有丰富广博的学识和多方面能力的通才，希求打破传统的的专业划分过细和只是坐而论道、严重脱离社会实际的传统的文科人才培养模式，创立一种能够打通“文史哲”并密切结合实际的“大文科”办学模式。

然而，由于占踞统治地位的“左”的思潮的严重干扰，郭影秋和匡亚明当时提出的许多可贵的办学思想却未能贯彻始终，如匡亚明1964年破格晋升一批青年助教为讲师时曾提出要使教师职称晋升正常化，但谁料这却是“文革”前最后一次教师职称晋升，此后停止职称晋升竟达15年之久。而“左”的倾向的发展，最终便导致了从文教阵地开刀的文化大革命，酿成了十年内乱。南京大学则在这场内乱中遭到空敖倌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