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地下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1938年春天，在中共沙磁区委的帮助下，中央大学重建了地下党支部，书记孙远仁同学。党支部恢复后，加强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协助重庆市抗敌后援会募捐，组织教职工家属和女同学制作寒衣、鞋袜慰问前方将士，在进步学生中恢复和新建了一批社团，利用社团开展抗日民主救亡运动。

当年的11月，柏溪分校开学。新生中有党员12名，成立了柏溪党支部，书记孙少礼，支委王继纯、张仲明。中共沙磁区委要求支部利用柏溪远离校本部，交通不便等有利条件，团结广大进步青年，深入学校附近的农村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吸收先进青年入党。1939年暑假前，柏溪支部已经有党员21名，其中一名为柏溪纺织厂的工人。

这一时期，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校园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蓬蓬勃勃。进步社团“中苏问题研究会”、“女同学会”和新建的“中大文学会”的活动，团结教育了广大青年，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但与此同时，中央大学三青团也整顿组织，重新成立了中队，活动频繁。为防不测，地下党组织决定，校本部成立两个支部，将新发展的和未被暴露的党员归入新支部，由石山任书记；原支部的老党员和部分已出头露面的党员归入老支部，由黄大明任书记。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已暴露身份，被敌人盯上的，通过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转移出校。

1939年6月，国民党当局制造了“平江惨案”，随之掀起了反共高潮，大后方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被镇压。根据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指示，黄大明、石山等于同年10月先后转往延安。为了适应骤变的新形势，减少党员之间的横向联系，中共沙磁区委决定中央大学成立党总支，下设3个支部：老支部，书记曾联松；新支部，书记刘兆丰；柏溪支部，书记廖炎樵。总支书记由刘兆丰兼任，属重庆市地下党组织直接领导。皖南事变后，中央大学地下党组织停止了活动。

（二） “新青社”的成立

1940年12月，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根据毛泽东关于国统区实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16字方针，进行了紧急部署：停止党的一切活动，校内大部分党员撤离重庆。当时，通往陕北的路被堵住，往延安撤离已不可能了，只能各自用请假的办法自行转移，有的回了家乡，有的暂避乡间，找个职业掩护下来。老支部书记曾联松，在皖南事变前夕离开重庆，辗转回到了浙江家乡（建国后，因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而知名）。留下来的少数党员，都是隐蔽较深，从未暴露过的。他们留下来的具体任务是“勤学、勤业、勤交友”，要求改变抗战初期那种形式轰轰烈烈，内容空空洞洞的救亡作风，好好读书，紧密联系群众，这样可以站稳脚跟，有利于隐蔽自己，也便于联系一般同学。通过秘密传阅《新华日报》或革命书刊把进步青年维系在党的周围，至1943年上半年，中央大学已有了40多名较为固定的进步学生自动结合在一起，他们迫切需要一个统一的组织，中共南方局为了更深入地贯彻16字方针，满足进步青年的需求，在中央大学建立“据点”（沿用敌后八路军、新四军的名称），这是一个没有名称、不定型的进步青年联络网。那时，中共南方局青年组在国统区建立这样的“据点”就有40多个。

1944年冬，国民党湘桂战场大溃退，大后方形势骤紧，“据点”这种松散、不定型的联络网，已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1945年初，“据点”核心小组成员黄可和刘晴波接受中共南方局指示，起草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章程。8月，正式批准中央大学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社。该组织章程明确规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表明新青社已不是一般党的外围进步群众组织，而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的革命青年组织。领导成员有：黄可、刘晴波、黄志达、罗柄权、胡甫臣、穆广仁、童式一、任彝玺、翁礼巽等。新青社成立不久，昆明学生因为反对内战，争取民主，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制造了“一二·一”惨案。消息传到沙坪坝，新青社立即发出慰问电，同时，在沙磁区发起募捐援助。当局为了掩盖事实真相，进行新闻封锁 ，报纸不予披露。《大学新闻》用整版篇幅刊登了惨案的实况，并在松林坡长廊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声援、讨伐壁报；还利用昆明等地寄来的小报，进行分类剪贴，加上醒目标题，可信度大，说服力强，收到较好的效果。新青社组织发动的这次声援斗争，教育了群众，锻炼了自己。

新青社成立前后，中大为解放区输送了两批干部。一次是1945年春，中共南方局公开在《新华日报》青年生活专刊上，号召知识青年到解放区去。直至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才停止输送。重庆地区先后成行的约200人，中央大学约40人。另一次是政治协商会议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美国三方组成的军调处执行部开展工作，中共方面急需一批英文译员，新青社动员部分进步学生报名，先经新青社考核，再由南方局审批，约有30余人秘密从沙坪坝到红岩村集中，然后乘军调处飞机抵河北张家口解放区。

（三） “红色书箱”和“一·二五”大游行

新青社成立后，接管了原“据点”一批进步书刊，后来又从新华社营业部拨过来一部分书籍，新青社还将同学手中的好书也集聚起来，进行统一管理，创办地下“红色书箱”。它秘密放在校外，分派专人负责管理借阅。在那灾难深重的年代，“红色书箱”为启发、引导一代进步青年走向光明起到极大作用，使其成为新青社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方式之一。复员时，红色书箱的长途运输十分危险，分散不行，集中目标太大，后来得到潘菽教授的鼎力帮助，将红色书箱混在他的书箱群里，才安全运抵南京。

1946年元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是人民的心声。但是国民党当局利用英国在九龙屏山修建飞机场和法国轮船“白尔丁号”侵犯我国主权之事，转移人民对政治协商会议的关注视线。中央大学师生对英、法侵略行径十分气愤，纷纷要求举行示威游行。新青社领导小组便因势利导，发出为抗议英法侵犯我国主权与促成政治协商会议成功举行大游行的倡议，得到绝大多数同学的支持。随即在系科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大游行的决议，成立了中央大学游行委员会。然后，以游行委员会名义，公开邀请沙磁区各院校学生自治会举行联系会议，会上成立“沙磁区爱国游行联合会”，决定十余所大、中学校统一行动，还通过《为屏山机场白尔丁事件抗议英法告全国同胞书》和《促进政治协商会议成功游行宣言》，并统一了游行的时间、路线和口号。

1月25日清晨，中央大学几乎全体同学（柏溪分校徒步60里）从沙坪坝出发，赶到市区牛角沱和其他学校同学汇合，然后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向上清寺国民政府所在地进发。吴有训校长和马寅初（时任中央大学兼职教授）、金善宝、楼光来、李旭旦、蒋孟引、张贵永等百余名教授也加入同学们的队伍。正在开会的政协代表听取了沙磁区爱国游行委员会的宣言及对政治协商会议提出的七项要求。孙科、周恩来、陈启天、张君劢、莫德惠、邵力子等向游行群众讲了话，表示同意和接受学生的要求。周恩来的讲话受到热烈欢迎，他还应中央大学壁报联谊会记者的邀请在纪念册上题写“一代胜一代，青年是未来的主人”作为永久的纪念。

 “一·二五”大游行，是抗战以来陪都重庆发生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群众性民主运动，是促进政治协商会议成功的运动，是民主力量和反动力量的一次公开较量，也是新青社成立后，第一次公开发起、动员并组织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终于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