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部聘教授”

1940年10月，教育部颁布《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审查暂行规程》，规定各校已聘任与准备聘任的教师均须呈“部审核”，由教育部的“学术审议委员会”审查、核定其等级（共分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级），并发给所谓审查合格证明书，各校必须依“教育部审查合格之等级聘任”。1941年，教育部又实行“部聘教授”制，按学科评选出一批资深、有名望的教授，改由教育部直接聘任（原则上每学科1名）。部聘教授每月薪金600元（相当校长待遇），另加发研究补助费400元。部聘教授还负有“辅导全国各院校对于学科之教学与研究事项”（《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高等教育》，商务印书馆，1948年，总第515页。）的重任，由教育部分派赴各地讲学。

同年底，教育部公布了第一批部聘教授30名，中央大学有梁希、孙本文、艾伟、胡焕庸、蔡翘5位教授荣任。1943年，评审出第二批部聘教授15名，中央大学的楼光来、胡小石、柳诒徵、高济宇、常导直、徐悲鸿和戴修瓒7位教授荣任，差不多是总数的一半。

中央大学教师队伍一向以兵多将广著称，但学校西迁时，随校入川的教师总共不足200人。到重庆第二年，学生人数骤增，师资严重缺乏，学校便从各方面延揽人才。那时，重庆是大后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各地人才纷纷涌进，作为文化中心的沙坪坝，自然成为各路精英的荟萃之地，学校尽量吸纳人才，充实教师队伍。这一时期，延聘到校的著名教授有：东北史专家金毓黻，古希腊哲学家陈康，植棉专家冯植芳，建筑学家刘敦桢、杨廷宝、童隽，航空气象学家黄厦千，航空工程学家张创、柏实义，地质学家朱森、张更，法学家何联奎，医学家李廷安、胡懋廉、阴毓璋等。到1945年时，总数超过600人，其中教授（包括副教授）290人，讲师76人，助教224人，研究院助理（相当讲师）38人，（国立中央大学校刊编委会：《三十周年校庆特刊》，1945.6.9.）和战前相比，数量翻了一番。1936年6月统计数：教授（包括副教授）133人，讲师34人，助教123人，差不多是同期西南联大教师总数的一倍。（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2页。）足见中央大学师资力量的雄厚。学校教授大都曾留学国外，知识渊博，年富力强，大多数年龄都在40岁左右，50岁以上的极少，年事最高的柳诒徵先生也不过是古稀之年，人们尊称为“太老师”。当时学校有三位未满或刚满“而立”之年的教授，大家戏称“Baby Professor”。这些中青年教授，活跃在教学第一线，思想敏捷，接受新事物快，克服了战时教学、生活上的重重困难，有力地推动了教学工作的开展与教学质量的提高。

（二） 优良的教学

 抗战初期，大学招生均由教育部统一考试，然后各校录取。从1941年起，中央大学又恢复到抗战前各校联合招生的做法。在重庆期间，中央大学常与西南联大、浙江大学、武汉大学联合招生，以利各地考生就近迎考，然后四校统一录取。那时，报考中央大学的学生十分踊跃，在联合招生中，第一志愿填报中央大学的考生高达2/3。之所以如此，一是学生慕名而来，因为它是“中”、“大”，是时势造英雄，抗战爆发，有的学校在迁徙中人数锐减，大伤元气，难以维持，唯独中大择地准确，短期内发展为全国人数最多、系科设置最齐全的高等学府;二是中大属“国立”，费用低，学校设有贷金、公费，这对流亡及家庭贫苦学生有极大的吸引力。这样，在众多竞争者中，能被中央大学录取的，自然也属佼佼者了。迁渝一年后，在校人数几乎翻了一番，并逐年上升，截止1943年度，在校学生数达3?700人，（南京大学高教所编：《南京大学大事记》，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页。）为西迁时的三倍半。

各学院课程开设齐全。抗战前，只有医学院的课程是由教育部统一科目，其他院系的科目均由各校自订。抗战初期，教育部加强了各院校课程开设的管理工作，对于农、工、商、医专门学院，应“施行高深专门技术教育，培养高级技术人才，以国家物资建设之需要为施教对象”。文、理、法、师范专门学院，应“注重各项基本学问之广博研究，再由博返约，养成能治学治事治人之技能。以国家文化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之需要为施教对象”。（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见《战时教育方针》，台北1976年版，第11页。）1938年12月，教育部颁发了《大学共同必修科目表》，接着又颁布了《各院系共同必修科目表》，责成各大学从1941年起，按教育部统一科目开课，实行全国统考。中央大学严格执行教育部规定，要求学生必须按开课顺序修满136学分以上始得毕业（师范学院和医学院略高于此数），并授予学士学位。

教师辛勤耕耘，学生刻苦自励。课堂上，不用点名，没有缺席逃课的，为了听课清楚，做好笔记，提前到教室，抢坐前排位子；每逢名师授课，教室总是挤得满满的，没有座位就站着听，也不忘记笔记。如听孙本文的社会学，沈刚伯的西洋史，方东美的哲学课……，同学们认为是“莫大的享受”。理工科的学生为了得到一个数据，在实验室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忘了腰酸背痛，直到答案准确为止，校园处处充满了孜孜不倦的求知气息。

这一时期，学校的教育质量，在全国各大学中仍是领先的，并未因战事迁徙，设备简陋，校舍拥挤而影响学业。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出国留学率也比较高。1940年5月，教育部为奖励学业优秀的学生，采用自由参赛的形式，举行大专以上学校学业竞试，分甲、乙、丙三组。甲组为一年级基础知识竞试；乙组为二、三年级专业知识竞试；丙组为毕业生论文竞试。先由各校进行初评，然后，参加教育部的统一考试。参赛结果，中央大学获得甲、乙、丙三组团体总分第一，受到教育部的嘉奖。优良的学业成绩也为出国深造提供保证。1943年，教育部主办第一次自费留学考试，录取329人，其中62人是中央大学毕业的，占到总数的1/5；1944年，庚款留英公费生考试，录取30人，8人为中央大学毕业生，著名经济学家陶大镛就是这次出国深造的。

在重庆期间一共毕业8届学生，约4 000人，其中硕士研究生60人。

（三） 成果丰硕的科学研究

西迁后，虽然有来自战争的、政治的、生活的种种磨难，中央大学教师始终以饱满的热情，锲而不舍的精神，坚持教学和科研，由于战时特定需要，不少领域的科研都有了新的发展。

战时，因购买教材困难，各科都需自编教材，经过反复的教学实践与研究，有的已锤炼成科学的、系统的教科书，其中不少教材被审定为大学图书或“部订”教材而公开出版。如孙本文的《中国社会问题》，缪风林的《中国通史要略》，李长之的《西洋哲学史》，罗根泽的《周秦西汉文学批评史》，朱锲的《中国财政问题》，林振镛的《刑法学》，朱伯康的《经济学纲要》，许恪士的《中国教育思想史》，肖藍嵘的《教育心理学》，艾伟的《高级统计学》，潘菽的《普通心理学》，胡焕庸的《世界经济地理》、《气候学》、《国防地理》，朱炳海的《普通气象学》、《军事气象学大纲》，孙光远的《微积分学》，邹钟琳的《普通昆虫学》，罗清生的《家畜传染病学》，孙鼐的《岩石学》、《工程地质》等。教授们的其他新著也在这一时期纷纷问世，如余大缜的《英国文学史》，唐君毅的《中国哲学思想之比较研究集》，常任侠的《汉唐之间西域乐舞百戏东渐史》，许哲士的《工商管理》，金善宝的《中国小麦区域》，孟心如的《毒气与防御》、《化学战》，赵廷炳的《阳离子分析法》，张德粹的《农业合作》等。据1944年《国立中央大学校刊》统计，当年中央大学教师公开出版的教材和专著就达40余种。中央大学作为全国重要的文化学术中心，除公开发行的《文史哲》、《科学》和《社会科学》三种大型季刊外，还负责主编数十种全国性的学术刊物和丛书，如李寅恭主编的《林学》，是中华林学会唯一的学术期刊，陈耀真、邱焕杨主编英文版的《中华医学杂志》盛彤笙主编的《畜牧兽医月刊》，艾伟主编的《心理研究季刊》，徐仲年主编的《文艺月刊》以及《中、法、比、瑞文化从书》等。

为了抗战建国，开发建设边疆的需要，应用性学科的研究也应运而生。理、工、农科的教师努力与社会各方面合作，开展生产技术、矿产勘察、水利移垦、公路建设、农作物病虫害防治，良种的繁殖与推广、滑翔机木材之研究等。比如，应中华自然科学社邀请，李旭旦、郝景盛和任美锷（时任职浙江大学）进行了西北考察，他们对川北和陇南一带的地形、气候、土地利用、民族、教育等方面进行全面考察，然后对该地区的工业、农业和交通的建设提出规划，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另有梁希的《川西大渡河流域木材松脂采集》，李学清的《陕南矿产考察》，耿以礼的《青海牧草考察》，丁、戈定邦的《新疆矿产考察》，张可治的《川西公路考察》等都提供了翔实资料，为西部开发作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1943年，国防科学技术策进会悬奖10项专门研究，物理系王恒守和陈廷蕤（研究生）发明的“直接镀镍于钢铁之方法”，化学系方振声发明的“汽油精”和梁守渠创制的“耐酒精涂料”三项获科学发明奖，共获奖金4万。还有化学系赵廷炳“阳离子分析法的研究”、物理系赵广增和汤定元的“放电管中电子温度之研究”，以及航空工程系“滑翔机的制造和研究”等，在当时都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其中最负盛名、载入史册的是中国天文研究所所长张钰哲（原中央大学教授，时为兼任教授）偕同高淑哿（中大研究生），于1941年9月21日赶赴甘肃临洮观察日全蚀，获得天文史上极其宝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