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的沙坪坝属重庆磁器口行政区管辖，称为沙磁区。中央大学校舍就建在沙坪坝松林坡上，校园与重庆大学毗邻。穿校南行，是教育家张伯苓于抗战前夕创办的南渝中学，抗战爆发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就设于此。北行至磁器口，是一小河与嘉陵江的汇合处，这儿有四川教育学院。松林坡的对岸，是风景优美的磐溪，嘉陵江从坡下潺潺流过，有一小规模蓄水库，是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工业实验所的所在地。各校所常有演讲会、歌咏会、话剧、土风舞等演出，每次活动海报一贴出，师生均可自由参加，关系融洽。当时的沙磁区是重庆学术、文化中心，而中央大学是这个文化区的核心。

（一） 名人讲演

学校在授课之余，经常举办各种类型的学术讲座，当时影响较大的重庆“沙磁区学术讲演会”就是由中央大学主办的。每周日借重庆大学或南渝中学礼堂，敦请学界、政界或来华外交使节等社会名流作讲演，如翁文灏、潘光旦、李烈钧、孙科、卢作孚、美驻华大使詹森，职位最高的要数英国前首相艾德立了。校内举办的各种学术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如应中央大学教授会邀请，冯玉祥将军来校演讲，还兴致勃勃地给师生们朗诵自己创作的“丘八诗”；最受师生欢迎的要数应“中苏问题研究会”邀请，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作的讲演，听众十分踊跃，沙磁区其他学校也派来代表，中央大学的临时礼堂挤得水泄不通，连窗台上也站满了人。讲演结束后，同学们久久不肯离去，一致称赞：“还是共产党有办法！”“中国有希望了！”文学院主办的诗、词、曲和外国名著系列讲座，由著名教授主讲，听众可以发问，提出不同看法，共同讨论研究，参与者十分踊跃。还有各种展览也深受欢迎，如师范学院艺术系教授徐悲鸿东南亚讲学回国的演讲和画展，吴作人大西北写生归来举办的边旅画展都受到学校内外观众的关注，工学院为开阔师生视野、更新知识举办的科学讲座和电机、电讯、航模等科技展览等。

（二） 名目繁多的社团

学校内的各种社团，经过训导处批准，建社宗旨明确的不下七八十个，有文艺习作性的、学术研究性的，有联络感情、砥砺学行的，有宗教研究性的，也有宣扬三民主义、研究战后建设的，等等。其中最活跃最有影响的是“中苏问题研究会”、“中大文学会”、“女同学会”，他们的活动常在校园里，甚至在沙磁区引起轰动，给师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如“中大文学会”举办的高尔基文学作品讨论会，被认为是一次最高水平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理论的探讨，使青年学生得益匪浅。“女同学会”在1939年“三八”妇女节时，邀请邓颖超为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两校女同学作了题为“抗战形势与妇女解放运动”的报告，给女大学生留下难忘的印象。后来，上述三个团体被当局认为是左倾社团，教育部多次行文中央大学“严防左倾团体蔓延”，要“切实指导纠正”等。训导处便以整顿社团为名，明令禁止“中苏问题研究会”和“中大文学会”继续活动，“女同学会”也改换了会长。

学校的文艺社团也搞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嘉陵歌咏队每逢节假日或校庆集会都有精彩的演出，为大家称道。“风云”、“大地”、“万岁”三个剧社，集中了学校的戏剧爱好者和研究者，曾排演出郭沫若的大型历史剧《棠棣之花》，曹禺拇笮突熬纭独子辍贰ⅰ度粘觥?等，还被邀请到重庆市作募捐公演。也有部分同学利用节假日组织起来，走出校门，到乡间传播文化知识，为工人、农民开办识字班，教唱进步歌曲等。在这方面，柏溪分校的同学表现得更为活跃，医学院的学生到农村、矿山宣传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很受工人农民的称赞。

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并未因场地限制而受影响，拔河、立定跳远、接力赛跑成为“三大传统运动项目”经久不衰。院际间的篮排球赛频繁，工学院与法学院往往是常胜冠、亚军。此外，校际间的各种体育比赛，中央大学也常常取胜。

（三） “欢迎毛先生！”

最让同学们激动不已的，是1945年在中央大学校园里看到毛泽东。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中国人民结束了长达8年的抗战生活。蒋介石接连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谈判，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来到重庆，共商国是。

9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利用谈判间隙，乘车来到沙坪坝中央大学看望长沙第一师范的老同学熊子容（时任师范学院教育系教授）。当毛泽东乘坐的吉普车路过学生食堂门前时，路的两侧早已挤满了吃中饭的同学，同学们端着饭碗，不住地高喊：“欢迎毛先生！欢迎毛泽东先生！”听见同学们的欢呼声，毛泽东便从车里探出身子来，伸出手臂连声说：“中央大学的同学们好！”“中央大学的同学们好！”

同学们看到毛泽东身着浅灰色中山装，笑容可掬、神采奕奕，钦佩至极，都认为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谈判，显示了共产党人的雄才大略，是以国事为重的伟大行动，将给中国人民带来光明和希望。

（四） 学府“穷相”

这一时期，中央大学学生的精神生活是比较丰富的，而物质生活却是相当艰苦。那时在学生中广为流传着“顶天立地”、“空前绝后”两句极为形象的话，是战时学生现实生活的写照。“顶天”，就是下雨没有伞，光着头淋雨；“立地”，是鞋袜洞破，光脚着地；“空前绝后”，就是裤子前膝或后臀部穿破了，大学生赤贫到衣衫不整，添置鞋袜都不能够，这是怎样的窘困啊！

抗战初期，国家粮食部供应中央大学每天30担（包括教职工）平价米，这种平价米质量极差，杂有沙子、裨子、霉变米、老鼠屎，煮出来的饭难以下咽，同学们戏称为“八宝饭”。贷金、公费伙食标准低，菜蔬少，八人一桌，常年食用的是萝卜、白菜、蚕豆、豆芽、牛皮菜（甜菜）等，难得有几片肉放在菜面上，成了点缀品，有大字报上说：“伙食六块还算好，加了两块（元）吃不饱，肉片薄得风吹了……”。到开饭时，饭桶一到，蜂拥而上，以致有一次竟将一位矮小的女同学挤落到稀饭桶里。1940年以后，重庆大米紧缺，每天供应中央大学的30担平价米也得不到保障，买不着米，食堂难为无米之炊。《中大周刊》曾以“莘莘学子 嗷嗷待哺”为题报道：近日重庆米源不畅，学生饭厅因购米不着，煮饭减少，由每日一粥两饭改为一饭两粥。

穿不暖，吃不饱，住的是黄泥糊的竹笆屋，睡的是“统舱”，几十个人，多至百人挤一大间屋子，拥挤不堪，潮湿更甚，加之重庆气候闷热，蚊子、臭虫繁殖特别快，疟疾病人尤其多，中央大学师生差不多每个人都有疟疾病史。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医疗卫生设备差，师生中肺结核、肝炎、肠炎的发病率也很高。1942年12月，成都《新新新闻》报以《教育上一严重问题——沙坪坝肺病蔓延》为题，报道了中央大学师生的健康状况。学校限于经费和设施，患者无法隔离，治疗困难，只得呼吁社会各界给予支持。

远处成都“天府之国”的医学院和畜牧兽医系的同学们，日子也不如想象中的那么美好。《中大周刊》报道：“畜牧兽医系伙食团5月原定伙食费65元，后因米价暴涨，预算不敷，28日停火，学生们均在外面零吃，有整日吃稀饭烧饼者，有一日仅吃一顿者，且有继日不得一饱者，情形至为狼狈云”。（中大周刊社编：《中大周刊·大学生穷相》，1941年6月8日。）

由于贫困和疾病，不少学生不得不中途辍学。1943年上学期，全校休学或保留学籍者就达343人，几乎占在校生总数的1/10。学生是如此，教师的日子也不好过。抗战初期，重庆米价每石10元，教授月薪最高者为360元，助教70元，维持一家生活尚可。后来，物价暴涨，货币贬值，1941年重庆黑市米价高达300元一石。虽然政府设法提高薪金，实行米贴，按月供应一定数量的平价米，教授增设研究补助费等，也是杯水车薪，并未改变每况愈下的处境。有些子女较多的家庭，初以积蓄贴补，继以典当接济，而物价却不断上涨，终于跌入贫困的深渊，生活甚为凄惨。《中大周刊》上不停披露：“本校某院长购得玉米一石，磨粉充饥。”“L教授因支出日增，停止子女上学读书，并典当太太首饰”。“T教授已将太太皮货，自己的照相机委托拍卖行拍卖。”“某职员近因面粉价廉于米价，已两月不知饭味”。（中大周刊社编：《中大周刊· 学府穷相》，1941年5月11日。）为了生存，教授们超负荷地外出兼课，“师范学院某教授在北碚复旦大学、磁器口教育学院、柏溪分校以及校本部四处上课，实感疲于奔命。”（中大周刊社编：《中大周刊·大学杂景》，1941年6月2日。）师生们几乎全是在饥饿线上挣扎。

1942年发生的“朱森事件”，不仅在中央大学，也在教育界引起极大的震动。朱森是构造地质学家，时任地质系主任，兼任重庆大学教授，因其妻（家庭主妇）不了解米贴新的规定，将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送去的米贴都收下了。事后有人向教育部告发，说朱森利用职权领取双份米贴，教育部未做调查，即作通报批评。时值朱森刚从野外指导实习回来，胃病复发，住进医院，得知此事后，极为气愤。尤使朱森不能容忍的是教育部竟派人到医院进行盘问。一位向是清廉自守的知名学者，经受不了这种人格上的侮辱，病情加剧，引起胃部大出血，含冤谢世。此事发生后，激起教育界同仁对国民党当局统治者的极大愤恨。

（五） 钻防空洞成了“必修课”

1940年以后，日军开始大规模地空袭重庆，敌机的狂轰滥炸，扰得师生们教学无序，寝食不安。8月下旬的一天，135架敌机空袭重庆，其中27架冲沙坪坝飞来，不足200亩的校园里，中弹30余枚，除3栋教员宿舍偏远未被波及外，其余的教室、宿舍均遭破坏，损失百万元，所幸正值假期，学校人员不多，只有两名校工受伤，仅隔一周，修复工作刚开始，敌机再次袭击中央大学，图书馆、教员宿舍和汽车库被炸，引着三辆客车起火烧毁，师生们几乎无处安身，露宿在松林坡上，只得向重庆大学和中央工业专科学校商借校舍，让师生暂住，一边修复，一边复课，严重影响了学校的教学秩序与生活。

为了减少人员的伤亡，学校修筑了防空洞，成立了中央大学防护团。防护团有健全的组织、缜密的防范措施和严明的纪律。每逢空袭，防护团发出预备警报，师生必须迅速进入附近的防空洞。若紧急警报发出后，仍有逗留在外的，须按情节轻重予以处分。于是，钻防空洞又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时紧急警报响过，大家也进入了防空洞，飞机却没有来，师生门只得坐洞（防空洞）窥天，飞机来了，就往里钻；飞机飞远了，再出来。最让人头痛的是一天空袭几次，就得进出几次。洞内空气污浊，即使装有通风机，也令人作呕欲吐。森林系一位教授对沙坪坝的空袭作了详细统计，有一个月空袭高达28次，有一天钻了5次防空洞。频繁的空袭不仅给师生正常生活带来威胁，还有灭顶之灾的可能，1940年10月，成都华西坝被炸，医学院所在防空洞中弹，两名学生当场被炸死，一名受重伤。

八年抗战的苦难生活，让人不堪忍受，但是并未使人因此消极、沉沦，师生们通过艰难的磨练，更增强了民族意识和不畏艰苦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