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四运动在南高

        自1915年开始，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力主反对封建政治，要求民主；反对封建礼教，要求思想解放；反对迷信，提倡科学；反对旧文学，提倡文学革命。这是一场重大的启蒙运动，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划破了死寂的黑夜，“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反帝、反封建和要科学、要民主的思潮，如同地下急剧运行而欲将迸发的岩浆。

        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等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1919年1月，战胜国在巴黎集会，中国亦以战胜国名义参加，但会议却把德国原来在中国山东所有的各项特权让给了日本，而北洋政府竟准备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予以承认。消息传来，举国愤怒。5月4日，北京学生三千余人，首先游行示威，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军阀政府却封锁学校，搜捕学生，蛮横镇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激烈反抗。

        5月7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13所学校，联名致电北洋政府，坚决要求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同日，各校代表在鸡鸣寺集会，由南高学生代表发起筹组南京学界联合会，推选应尚德和南高教授陶行知为南京学界联合会正副会长。5月9日，南京学界在小营演武厅召开“国耻纪念会”，南高学生身着校服，手执国旗，列队赴会，工人与商界亦派代表参加。在国耻纪念会上，陶行知动情动容，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列述中国近代的国耻，痛斥卖国贼，要求废除《二十一条》，坚决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无条件释放全部被捕学生。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在鼓楼日本领事馆前，呼口号，撒传单，作讲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要求收回胶济路和青岛的主权。在学生的影响下，爱国商人将所存日货弃倒在日本领事馆前焚毁。然后列队赴督军署、省长公署请愿。在全国人民正义行动影响下，教育总长傅增湘不予签署国务院要求发布的《解散大学令》，并约同北京各大学校长共同辞职，江苏省教育厅长胡家祺也递上辞呈。江苏省督军、省长也致电北洋政府，称“学生游行示威，行为正当，未便禁止”，“和约事务请慎重斟酌，免地方再酿风潮”。

        5月13日，经由南高等学校发起，有30余所中等以上学校的代表75人集会，成立南京学界联合会，通过会章，正式选出应尚德、陶行知为正副会长，通过《声援五四爱国运动决议案》，并通告全国。5月26日，南高等校学生率先宣布罢课，与京沪学生采取一致行动。同日南京学界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但在罢课问题上，教师代表与学生代表发生意见分歧。5月27日，乃由南高及河海工程学校学生代表牵头，召开了南京学生代表会，与会的有20余所学校的学生代表，决议成立南京学生联合会，选出南高学生黄曝寰为会长，并宣布从5月28日起，南京各学校一律罢课。6月6日，各校学生分头分区活动，动员商店罢市，不到两个小时，全市商店一律关门罢市。南高学生在此以后，还开办了国货贩卖部。6月23日，《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创刊，南高文科学生阮真任主任编辑，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学生沈泽民（后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后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负总责）等参加编辑，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讴歌五四运动，鞭挞旧制度、旧思想、旧道德，成为南京及江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重要阵地。

        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汇集成一股巨大的反帝爱国洪流，斗争遍及全国20余省的150多个城市。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北洋政府被迫答应群众的要求，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亲日分子的官职，撤退包围学校的军队，释放被捕学生。并于6月28日《巴黎和会》签字的前夕，电令我国参加和会的代表不予签字。中国工人阶级参加罢工和登上革命舞台，对五四运动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它标志着中国已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跨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阶段。五四运动对南高也产生了积极深刻的影响，激发了师生的反帝爱国热情，要民主、要科学成为广大师生的迫切要求，推动了学校领导体制的改革，各种学术活动蓬勃开展，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二） 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活动

        五四运动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个宣传社会主义，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潮流。全国出版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报刊达200余种，其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主编的《新青年》、《每周评论》影响最大。1920年创刊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日刊》及其后来出版的《南高东大日刊》，曾刊登过部分具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内容的文章。南高时期，宣传马克思主义最积极的是杨杏佛教授。杨杏佛（1893～1933）（东南大学编印：《国立东南大学一览》，1923年，第17页。），名铨，江西临江人。早年留学美国，先后获康乃尔大学机械工程学士、哈佛大学商科硕士学位，曾任美国通用磐机公司效率工程师及会计。归国后执教于南高、东大，是南高商业专修科的首任主任，后为工科教授兼工场主任。郭秉文曾聘任他为分设上海商科大学主任，他坚辞不就。1924年工科停办，他于当年随孙中山北上，任秘书。后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1933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在南高、东大期间，杨杏佛先后发表过《马克思生平》、《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等演说和文章。还曾在南京学生联合会举办的学术演讲会上，作了《教育与劳动问题》的讲演：当劳动者自身向资本家攻击的时候，劳动者的问题便解决了一半。劳动者向资本家攻击的武器之一是教育。马克思把资本家剥削的一切秘密揭露无遗，马克思使全欧洲的资本家寝食不安，即在于宣传教育。该演说不仅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作用与力量，也说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杨杏佛教授思想敏锐，言辞犀利，他的文章和讲话，赢得了青年学生的热烈欢迎。

        1919年11月1日，李大钊、邓中夏等同志创建的“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成立分会。少年中国学会是我国成立最早、会员人数最多、影响最广泛的进步组织，南京分会刚成立时有会员左学训、沈泽民、蒋锡昌、杨贤江等12人，杨贤江、蒋锡昌为书记，杨贤江是南高职员。在杨贤江的影响下，1919年12月1日，由南高学生发起和创办的《少年世界》月刊和《少年社会》周刊在南京出版，积极宣传介绍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状况。《少年社会》的宗旨是：“使现在少年变成社会的少年，现在社会变成少年的社会。”《少年世界》创刊，是为了“表明中国青年要与各国青年共负起改造世界的责任”。恽代英（是时其胞弟恽子强正在南高数学理化部学习，后亦参加革命工作，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及数学物理化学学部副主任）、杨贤江等任编辑，李大钊、蔡和森、王若飞等均为该刊写过文章。该刊曾发表《波希微党（即布尔什维克）之教育计划》、《新俄罗斯建设之初步》、《俄国学生对世界之宣言》等系列文章。1920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召开了周年纪念会。1921年7月，全国少年学会第二次年会在南京召开，会上，北京的李大钊、湖北的恽代英、南京的杨贤江等被选为学会评议员。

        杨贤江（1895～1931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编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一览》，1918年，第65页。），字英父，浙江余姚人，1917年于浙江省立师范学校毕业后来南高工作，历任斋务助理、图书馆助理、学监处（主管学生品行、风纪的部门，为学校行政三处之一）事务员、教育科助理等职。笔名李浩吾等。他利用与学生接触较多的机会，宣传进步思想，开展少年学会的工作，是南高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组织进步团体的成员之一，于192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来去商务印书馆担任《学生杂志》的实际主编，以后又协助恽代英编辑《中国青年》，这两个杂志均是当时最受青年欢迎的读物之一，被认为是“指导青年走向光明之路的航灯”。杨贤江1925年被选为中共上海地委兼上海区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分工负责学生方面的工作。国共合作期间，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青年部长。1927年初参加上海工人起义。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杨贤江被迫流亡日本。在日本著就《教育史ABC》，1929年回国后又著有《新教育大纲》。他被公认为是“中国教育理论家、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夏征农主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3页。），也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之一。
        （三）党团建设与团“二大”的在宁召开
        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为南高共产党和社青团组织的建立做好了思想上、政治上的准备。邓中夏、恽代英等同志在南京从事活动期间，推动了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建工作。1921年5月，南高学生谢远定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入团的还有吴肃、邓光禹、李国琛等同学，他们是南高的首批团员。由于当时社青团不能公开进行活动，就借南高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名义举办读书会、讨论会等活动，以联系群众，增进感情，宣传马克思主义，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1922年4月23日，以南高、东大学生为主的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东大开会，决定：（1）草拟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章；（2）分派团员到下关、城南分发传单；（3）5月5日举行马克思诞生104周年纪念活动。不久，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东大学生吴肃、侯曜为负责人。1922年5月5日，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高梅庵召开团员大会，到会24人，会上通过了《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章》，并决定由易克檀、吴肃等南高、东大学生负责组织公开的“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后全体团员到玄武湖举行马克思诞辰纪念活动，请杨杏佛教授宣讲马克思的生平。杨杏佛勉励团员，要像马克思那样，为认定的理想和目标而献身，为全人类谋幸福。

        “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工作活跃，拟订了劳动问题研究、《共产党宣言》研究、唯物史观、以社会主义眼光研究远东问题等13个研究题目，组织团员和广大青年进行学习和研究，使青年眼界大开，懂得了许多前所未闻的革命道理，懂得了中国的命运和前途是和马克思主义联在一起的道理。中国自身的问题，渐渐成为众人最关切的问题。“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认为学习已达预定目的，讨论中国现实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遂于1922年11月11日，公开举办了“社会改造”的讨论会，讨论的题目拟得很有意义：“现今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病的社会吗？”“如果是一个病的社会，则病的根源在哪里？”“要治好这个病、这个社会，是采取社会改良，还是采用社会主义？”“要是采用社会主义，则应采取哪种社会主义？”参加会议并热烈发言的，主要是南高、东大的学生。“南高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立及其活动的开展，推动和加速了南高的党团建设。

        1922年，南高学生谢远定、李国琛、吴肃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南高也是南京地区最早发展的一批共产党员。是时南京有共产党员4人，其中3位是南高的学生（另一人为同年在北京入党的王菏波）。谢远定和王菏波分别成为城内党小组和浦口党小组的首任组长。南高已成为当时南京党的活动基地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南京也已具有了很好的党团工作的基础。

        1923年8月20日至2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更名共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东大召开。这次会议原本决定在湖南召开，毛泽东代表中共湖南省委已复函团中央表示同意。后来由于准备与会的邓中夏、瞿秋白、施存统等当时都在上海，江浙沪一带也较有工作基础，而且南京团地委的工作也越来越有成效，所以最后决定团的“二大”在南京召开。会议在梅庵举行，邓中夏、恽代英、夏明翰以及谢远定等约30人参加了会议。大会选出张太雷、恽代英、邓中夏等组成社会主义青年团新的中央委员会。这标志着南京此时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活动的中心之一。10月21日，团南京地委召开第二次大会，谢远定被推选为委员长。同月下旬，团南京地委决定在东大建立团支部，进一步吸收团员和发展组织。1923年10月，中共上海地委兼上海区执行委员会决定将南京的5位共产党员编为第6小组，谢远定为组长。这5名党员中有4人是东大的学生，即谢远定、李国琛、吴肃和宛希俨。12月24日，谢远定因担任党内职务而辞去团南京地委委员长一职。新入党的东大学生彭振纲于1924年1月接替谢远定成为团南京地委委员长。

        继谢远定等人之后，东大学生先后参加共产党的还有段翰笙、陈天雷、邹渭清、吴致民、陈君起、袁孟超、陈兴霖、文化震、齐国庆、王澄（女）、钟天樾、陈庸之、王崇典、梁永等人。他们为南京和江苏地区党团组织的早期发展以及革命事业作出重要贡献。在“宁汉合流”、“国共分裂”以后，许多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年轻生命。例如，毕业以后曾任中共鄂北特委宣传部部长的谢远定（1899～1928），曾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赣南特委书记的宛希俨（1903～1928），曾任团南京市委书记的文化震（1902～1927），曾任中共南京地委书记、中共中央巡视员、中共湘鄂赣省委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的吴致民（1900～1935）等。他们都像流星一样，生命虽然短暂，但在人民心目中却留下了永远的光辉。

        （四） 五卅运动中东大师生的壮举

        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商纱厂日籍职员枪杀工人顾正红，打伤工人十余人，激起全市工人、学生和市民的愤怒。30日，上海学生二千余人在租界内宣传，声援工人斗争，租界巡捕逮捕学生百余人。随后万余群众集中在南京路巡捕房门首，要求释放被捕者。英国巡捕开枪打死群众十余人，伤数十人，造成“五卅惨案”。

        消息传来，东大学生自治会立即致电慰问：“噩耗传来，风云失色，哀我华人，生命轻如蝼蚁！是而不争，陆沉无日，先此慰问，临电涕零。”6月1日，东大全体学生上街游行，并齐赴省长公署等，要求对英、日帝国主义提出严正抗议。次日，东大开始罢课。师生分别组织“上海惨案后援会”，并立即开始活动。“教授后援会”承担对外宣传，用多国文字写出惨案始末，分寄各国政府及各大报馆，并组织师生上街游行，发表《东南大学教授会外交后援会对上海惨案的宣言》，要求惩办凶手、赔偿损失、英日政府向我国道歉等。“学生后援会”6月3日率领全体学生上街游行。47个团体在公共体育场集会，声讨帝国主义暴行。东大学生宛希俨作关于“五卅”惨案经过的报告。6月4日，东大等校学生一万余人在宛希俨、曹壮父带领下到城北、下关游行，在江边英国和记洋行（和记洋行，是英国在南京开办的经营禽蛋肉类产品的商行，产量占当时全国同类产品的60%。南京解放后，和记洋行回到人民手中，并更名为南京肉联厂。）门前开展讲演活动，高呼“救援同胞，收回领事裁判权”等口号，并呼吁工人以实际行动支持上海工人的斗争。6月5日，和记洋行工人5000多人罢工游行。为了支持工人罢工，南京学界后援会决定成立救济委员会，由宛希俨任主席。南京学界组织了500多个演讲团，有的学校还在全市组织了义演募捐。许多师生不吃荤食、不吃早点，将节省下来的钱款捐助给罢工同胞。6月25日，南京学生联合会又发动组织了全城市民大游行，参加者达30万人之多，这是南京前所未有的壮举。
        经教授会议决，东南大学发出了“将全国12所大学共享金法郎款项下的150万巨款全部移充救济罢工工人之用”的倡议。至7月，东大已将应得的14.8万元金法郎悉数分批汇沪。东大师生的声援活动，有力地支持了沪、宁两地的罢工活动。7月18日，和记洋行资本家被迫接受了工人的要求，至此，坚持了42天的罢工取得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