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招收工农兵学员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该报告认为，经过4年的文化大革命，学校已经具备了招生条件，计划于本年下半年开始招生。1971年6月19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大专院校放暑假和招生工作的通知》，指出各高校的招生问题，由各省、市、自治区按照本地区和院校的实际情况，根据需要和可能，酌情处理。1972年2月，江苏省高等学校恢复招生。南京大学在停止招生六年之后，于1972年4月28日，迎来了“文革”以来的第一批学生——工农兵学员。

工农兵学员通过“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查相结合”的办法招收。招生对象是“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同时也“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而总的来说，还带着强调阶级路线的极端倾向，如据1973年8月学校统计报表，当时在校生共2149人，绝大多数家庭出身都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仅有3人家庭出身是“剥削阶级”。

在工农兵学员的招生上，当时南京大学曾发生过一件有全国性影响的事件即解放军学员钟志民的退学申请。由于工农兵学员的招生主要依靠地方推荐，也导致了“走后门”的现象。为此，1972年5月1日，中共中央特地发出《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1973年9月28日，南京大学政治系哲学专业二年级学员钟志民主动向校党委提出《退学申请报告》，其中说：“我是一个通过走后门来上大学的部队学员，在我自己的多次要求下，爸爸打电话给军区干部部门指名调我，把我送上了大学”，而经过一年多的学校生活，他意识到“走后门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而是执行什么路线的大事”，表示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反对“走后门”，退伍到农村劳动。1974年1月11日，《人民日报》登载了这份《报告》，并在编者按中指出：“钟志民自觉地批判了自己走后门上大学的错误，从而反映了工农兵学员向地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展开了新的进攻”，“各地教育部门要组织高等学校干部和师生认真学习”。其后，一些高等学校纷纷揭查“走后门”上大学的不正之风，一些因“走后门”进大学的学生也随之提出退学要求。2月4日，中共南京大学党委作出《关于学习钟志民同志的决定》；11月，钟志民去江西瑞金沙洲坝公社落户。

工农兵学员的培养方式强调“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和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并要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学制三年；学员学习期满后，原则上回原地区、原单位工作，也有部分根据国家需要统一分配。在校革委会

1972年6月28日所发的《当前教育革命的基本情况》一文中曾提到，招收的首届工农兵学员，“他们的文化教育水平一般是初中程度，有些学生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在培养方法上，“文科以社会为工厂，理科建立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三结合的新体制，文科每学年要有三个月时间去工厂、去农村进行实践。理科同学下去的时间略少于文科”。

1972年恢复招生时，在招生的26个专业中，日语、西班牙语和计算机为新增专业；而原有专业中仍有16个专业当年未能招生。根据上级要求，1972年7月，南京大学曾对原有专业“四五”期间的招生能力作了一次全面调查，当时许多专业都反映存在着“教师不但需要再教育，还需要再学习”、“图书资料缺乏”、“实验设备陈旧落后”、“实验室小”等问题。但为适应国家的人才需求，以后当年未招生的专业也相继恢复招生，并于1976年10月新建了环境保护专业。

随着工农兵学员进校，教材的编写工作被提到议事日程。1973年1月4日，学校制定了《南京大学1973～1975年教材建设规划（草稿）》；2月26日，又召开了学校教材工作会议，进一步落实了三年教材建设规划的具体措施。在工农兵学员进校后的一年时间里，学校已编写出补课阶段和大学一年级的教材共161种，基本保证了教学的需要。但由于在当时编写教材中还存在否定基础理论的倾向，教材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加之学生起点低，培养目标不明确，因而这段时期所编的教材大多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同时，在片面强调“典型产品带动教学”的指导思想下，一个专业往往要自编一套由基础到专业的教材。典型产品年年变，教材也就要年年编，结果也造成了人力、物力上的大量浪费。

针对工农兵学员入学起点低，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的问题，首届工农兵学员进校后，学校为他们进行了文化补课，从1972年5月开始到10月中旬，为理科学员开设了初等数学、基础物理和基础化学三门课，为文科学员开设了语文、外文、历史等课程，帮助学员掌握必要的基础知识，为开始正常的学习做好准备。

这一措施在1974年被指责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复辟回潮”，以致1975年进校的工农兵学员不再进行文化补课。但尽管如此，也尽管政治运动和“开门办学”的不断冲击，南京大学的广大干部和教师却从遵循教育规律出发，一直比较注重对学生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的教学。而绝大多数工农兵学员都已经厌倦了耽搁延误了他们青春年华的“文革”，十分珍惜当时的学习机会，因而也不屑于搞“上、管、改”（即上大学、管大学、改造旧学校），总想利用在校时间多学一些知识。正由于此，绝大多数工农兵学员通过在校三年的学习，在学业上还是获得了较大进步的；其中也不乏佼佼者。他们毕业后工作在各条战线，许多人也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作出了杰出的成绩。

恢复招生后，学校机构也作了一定调整，1968年3月校革委会成立后，1969年9月，正式设立政工组、组织组、宣传组、保卫组；1970年10月校党委成立后，校党委和校革委会下设办事组、政工组、教务组、总务组；1971年底时，校党委和校革委会下设组织组、宣传组、保卫组、办事组、教育革命组，财物清理组，共有工作人员57人；1972年12月，学校党政机构调整为“一室三部五处”，包括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人武部、教学科研处、人事处、总务处、生产设备处等，共有工作人员150人。

恢复招生后不久，因与1972年中美邦交正常化相关，1973年1月，根据江苏省革委会1972年12月召开的有关清查中美私人资产问题会议的要求，学校以1951年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两校合并时的校产帐册为依据，对原金陵大学资产进行了清查核查工作。清查结果，金陵大学资产总值为9?012?915元，其中土地为1?417?196元，房屋为4?642?854元。

（二） “开门办学”与“批林批孔”和“学朝农”

1972年恢复招生后，学校部分工作逐步正常化。然而由于“两个估计”的错误提法和“四人帮”的不断掀风作浪，在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中的“教育革命”仍然行进在“左”的轨道上。

当时的“教育革命”，强调得最多的口号便是“开门办学”。它被认为“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一场深刻革命”；而“开门办学中要始终把转变学生思想放在首位，以工农兵为师”。在首届工农兵学员进校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南京大学有10个系、24个专业、学员1094人次、教师154人次，带了教学和教材编写任务，以及科研任务到厂矿、公社、商店等单位实行开门办学，参加体力劳动，进行社会调查。教师还分批到溧阳农场进行劳动锻炼，在政治上接受“再教育”。除了“走出去”外，也“请进来”，即请老工人、老贫农、先进模范人物来校作忆苦思甜报告和模范事迹介绍等，有的系还邀请了工人、农民和其他实际工作者作为兼职教师，让他们结合生产实际进行有关专业知识的讲解。当时的这种“开门办学”，使阶级斗争成为高等学校的主课，生产劳动成为学校的中心活动，教学计划变动不定，师生则经常“进进出出、上上下下”，严重冲击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和降低了教学质量。

而在以后的“批林批孔”和“学朝农”中，这种“开门办学”又不断“翻新”。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全国开始了“批林整风”运动，1972年12月1日，《红旗》杂志第12期发表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的文章：《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从儒法斗争看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其后，“批林整风”便转成“批林批孔”，以后又延拓成“评法批儒”。1973年8月，国务院科教组也通过部分省市教育部门要求高校在批林整风过程中，组织力量，开展对孔子的所谓批判。

由于上级要求，8月20日，学校请杨荣国来校作了“历史怎样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哲学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的报告。9月，二年级学生集中一个月时间批判所谓孔子的反动思想，各系也修改教学计划，增设了以批判“尊孔反法反动思想”为中心的中国哲学史课。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开门办学”又在南京大学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中文、历史等文科师生被赶到全省各地宣讲“儒法斗争史”，参加社会上的批林批孔，有的还结合某一课程或课题进行社会调查。理科则有的结合典型产品、典型任务进行教学，有的参加工艺实践，有的进行参观学习。不仅二三年级的学员出去“开门办学”，连一年级的学员也离开学校。如1974年2月至7月的一学期，1973年9月13日刚进校的天文、高分子专业的一年级学生整学期都在工厂开门办学。当时还称此为“突破了基础课阶段难以开门办学的旧框框”。同时，还在教学上提出“大砍老三段，火烧三层楼”的口号，完全违背教育客观规律，无视知识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另外，在“开门办学”中还出现了游山玩水等问题。

伴同着评法批儒运动，当时在“四人帮”一伙的煽动和鼓噪下，在高等教育界曾掀起一股“反复辟回潮”的浪潮。1973年10月，国务院科教组在北京召开理工科院校教育革命座谈会，迟群在会上提出教育战线出现了种种复辟回潮现象，接着便在清华大学开展了“反右倾回潮运动”。在辽宁，则在毛远新等人操纵下，泡制出两个曾轰动一时的典型：一是“交白卷的英雄”张铁生；二是“和十七年对着干”，学生“社来社去”，办学“几上几下”的“朝农经验”。1975年4月23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推广朝阳农学院经验和有关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要求各类院校可根据不同情况进行“社来社去”试点。

在“学朝农”的潮流下，南京大学也采取了举办“社来社去”的大文科、兴办函授教育和大办短训班等做法：

1． “社来社去”的“大文科”。学员的学习内容包括中文、历史和政治等文科专业的一些基础知识。招生对象为35周岁以下、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本省县、社的在职人员。毕业后仍回原地区、原单位工作。首届50名学员1975年10月入校，学制二年。后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而宣告结束。

 2． 函授教育。1974年11月下旬，江苏省教育局召开会议，布置各高校开办函授教育。根据省教育局的安排，1975年3月到12月，南京大学政治、中文、马列室、历史、物理、化学、地理、生物、气象等教学单位分别在盐城、大丰、阜宁、射阳、东台、响水等区县设点，举办短训班和函授班，所设科目有政治理论、历史、写作、农村电工、农用化学、土壤化学、气象预报、科学育种等。

3． 短训班。除结合函授教育所办短训班外，1975年9月至1976年8月间，南京大学各教学单位还先后举办了通讯写作、汉语拼音、农村数学教师、晶体生长、分析化学、工程塑料应用、大气污染监测分析、工业污染处理、岩矿鉴定、雷达气象、城市规划等方面的短训班。

这些做法，在客观上对帮助地方培养人才，还是有一定积极效果的。但在“左”的倾向支配下的这些做法，一方面扭曲了学校办学的主要方向，另一方面某些短训班只是为“赶潮流”而办，有的流于形式，并无多大实效。

受“社来社去”的“朝农经验”影响，在南京大学1975年的应届毕业生中还曾有王瑞成和孟明月两人主动提出回乡务农的申请。

王瑞成是外文系俄文专业72届学员，1975年6月25日向校党委提出申请，要求毕业生后回南通市郊区红卫公社当农民。校党委同意这一要求，认为“这是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的新生事物，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同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革命行动，也是对‘知识私有’、‘读书做官’、‘三脱离’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有力批判。”接着，地质系综合治理找矿专业应届毕业生生孟明月也于7月16日提出申请，要求毕业后回家乡鲁西南当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