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铁蹄下的抗争

 沦陷后的南京，在经历过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以后，又成了汪伪政府的巢穴，侵华日军的指挥中心所在地，身处铁蹄下的南京中央大学师生，不甘心当亡国奴，采取各种办法与敌伪统治者作斗争。

学校图书馆大门口有一幅汪精卫的大相片，才悬挂几天，便有人将墨水涂在相片上，这是一种无声的鄙视和嘲弄。汪伪当局为了灌输“和平救国”的谰言，曾编印散发一首“和平进行曲”，其中有“大地涌起了和平的呼声……”一段，有人便将歌词改为“大地涌起抗日的呼声，激起了抗战的大胜利，中华民族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暗中传唱，更增加了大家团结抗日的信心。理工学院一位学生，专门抄收重庆电台广播的抗战捷报，刊登在《正言报》上，印成传单，秘密散发。

南京中大的教师，有的是迫于生计应聘任教，有的则肩负使命，来到学校，大多数教师都“身处逆境，心向祖国”。范贤本教授是1926年的老共产党员，受上级指示来宁进入南京中央大学，并出任训育主任，长期收集日军情报，支持学生爱国运动。法商学院院长胡道维思想进步，早在1931年执糖寤笱本拖颉肮毙葱牛挂槿湛芮终嘉夜薄＠茨暇┲醒?大学不久，便受到排挤，被校方辞退。为了养家糊口，只得在皖南一带做贩运生意，结识了新四军的贸易干部。从此，他不但为解放区运送必要的物资，还联络、输送南京中央大学进步学生到解放区参加革命。

（二） 中共领导下的秘密反日团体

师生们的反日爱国活动，起初都带有自发性质，活动较为分散，也缺乏号召力。后来，共产党地下组织进入学校，与各爱国社团联系，利用公开合法组织，隐蔽开展抗日进步活动，才进行得有声有色。

学生中最早成立的秘密反日团体是“群社”，它是1940年8月由理工学院、农学院部分学生组织的。后经发起人理工学院学生朱为捐（女，中共党员）与南京党的外围组织“青年互助会”联系开展活动。1941年9月，在“群社”的基础上，扩展成立“团结救国社”（简称团救社），他们以团结反日为宗旨，创办《萤光》半月刊，到社会上秘密散发，影响较大。由于活动过于暴露，1942年2月《萤光》被查抄，朱为捐被迫离开学校，转移到苏南抗日根据地，“团救社”停止了活动。

1941年秋，理工学院土木系秘密成立“青年救国社”（简称“青救社”），并积极在其他院系发展社员。在党组织的秘密领导下，多次组织进步学生与日伪作斗争，发挥了核心作用，王嘉谟、厉恩虞等就是青救社的骨干成员。教育学院和文学院学生组织成立“民社”，公开以“以诗会友”为宗旨，团结群众，传播进步思想。“民社”虽以女学生为主，但在后来的“驱樊”与“清毒”运动中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中共地下党要求党员学生“勤学、勤业、广交朋友”，各个系统之间不发生横向的联系，只是开展活动时默契地配合。但在实践中，学生们体会到分散的小群体式的行动受到诸多限制，不利于反日斗争的深入发展，他们要寻求一条更为直接的斗争道路。

汪伪政府为了笼络青年学生，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让“南京市市长”周佛海和“宣传部部长”林伯生牵头,于1942年秋和1943年底先后成立“学生互助会”和“干字运动实践会”，这是南京市学生的两个公开合法组织。不久，南京中大的进步社团纷纷加入，“青救社”、“民社”的骨干分子慢慢地控制了这两个组织的活动权。他们巧妙利用合法身份广交朋友，发展会员，开展活动，积蓄力量，比如利用寒暑假举办“讲习会”和“活动营”的方式，组织各种演讲、座谈、辩论等，引导青年学生走出狭小的生活圈子，投入救国救民的广阔天地。

“学生互助会”办有《学生》、《女青年》两种刊物。主要是中大的爱国青年负责编辑。“干字运动实践会”，办有《干字月刊》，也是由中大学生负责编辑。它们常以客观的方式报导国际时事，用含蓄的笔法撰写文章，给读者鼓励和启示，从而达到振奋精神，唤起民族意识的目的。

 “学生互助会”和“干字运动实践会”还办过图书馆，书籍由学生提供，每人5本。不定期地组织名著讨论会等，如讨论过高尔基的《母亲》、屠格涅夫的《罗亭》等。暗中也传阅进步书刊，如斯诺的《西行漫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它们为青年指引方向，在青年学生中影响极大。

每逢寒假或暑假，中大部分学生利用“学生互助会”的名义，到社会上举办过多次补习班和妇女文化夜校；“干字运动实践会”还在中央商场和太平商场等地开办职工补习学校，一面帮助职工学习文化知识；一面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从中培植进步势力，为后来开展职工解放运动播下了火种。

青年学生的活动也曾引起汉奸和日本宪兵队的注意。有一次，他们从《学生》月刊上看见一篇题为“风潮”的文章，认为有煽动学潮之嫌，便停止了主编的工作；还有一次，一位进步学生在讲习会上提出要开展一次批评与自我批评，一位汪伪官员马上逼问：“从何处学到这名目的？”那位学生巧妙地回答：“在教会中学读书时听说的。”汪伪官员才缓和了口气说：“只有教会和共产党才搞什么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后不准再提。”一场风波才算过去。

 南京中大进步学生利用“学生互助会”和“干字运动实践会”的合法身份，广泛联络、团结全市青年学生，为“驱樊学潮”和沦陷区的“清毒运动”能一呼百应号召数千学生集体行动打击烟毒势力奠定了群众基础。

（三） 驱樊学潮

 “驱樊”——驱逐校长樊仲云。这是以樊仲云为首的校方卖力推行奴化教育弊端丛生，引起师生不满而爆发的一场学生运动。1943年春天，校长樊仲云暗中勾结私商，贪污学生的伙食费，把伙食办得一团糟，从而引起公愤。“青救社”因势利导，决定发动全校同学罢课请愿，要求撤换校长樊仲云，这一行动得到部分教师和广大学生的积极支持。5月31日凌晨，近千名学生在食堂集合，整队到汪精卫住所请愿。为防止请愿途中发生意外，学生们还说通了一位日籍学生，由他和途中的日本驻军、宪兵队等打好招呼，免遭不测；同时派学生先将宿舍主任看管起来，以防其通风报信。第二天便进行罢课，并成立了由11名学生组成的临时校务委员会代行校长职务。最后，出于无奈的汪伪政府被迫撤了樊仲云的职，任命文学院院长陈柱为校长。学生的伙食得到了改善，正义的行动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在这场驱樊学潮中，“青救社”团结广大学生和其他进步力量，充分表现出组织领导的才能，为保证斗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 清毒运动

抗战期间，日寇为了亡我中华，有计划、有组织地推行“毒化”政策，不仅在沦陷区大量种植罂粟（鸦片），还设立“宏济善堂”特货公司，负责毒品的产、供、销，将毒品源源输入沦陷区。那时的南京城内大小烟馆林立，到处乌烟瘴气，汪伪政府不但不禁毒，反而为毒品的高额利润和税收发生分赃矛盾。汪伪政府的“财政部长”周佛海兼任“南京市市长”，他与日寇“宏济善堂” 特货公司相勾结，利用职权侵吞毒品的利润和税收，引起陈璧君（汪精卫妻）和林柏生（时任“宣传部长”）的嫉妒。林柏生也想用自己兼任的“新国民运动促进会”秘书长职务之便，倡导戒烟，利用广大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对日寇毒化政策的切齿痛恨，搞点清毒宣传，打砸几处烟馆，造点舆论，乘机打击一下周佛海的势力，出出心中的闷气，同时也可在青年学生中表现一下自己。

于是1943年冬，林柏生派自己的亲信和中央大学驱樊学潮中的积极组织者厉恩虞和王嘉谟等七八位同学联系，“动员”学生搞一次反烟毒宣传，并表示一定保护游行人员的安全。厉恩虞和王嘉谟及时向中共地下党组织作了汇报，南京工委的同志认为，可以利用汪伪和日寇之间的矛盾，揭露敌人毒害人民亡国灭种的阴谋，激励广大群众与烟毒斗争，更是团结与发展进步力量的好机会。并指出应以“青救社”为核心，联合其他方面进步力量共同行动。在具体做法上，既要用林柏生作掩护，又要不为其所制约。

12月7日，当林柏生再次派人来商谈行动步骤时，厉恩虞、王嘉谟等主动出击，表示应立即发动学生上街进行反烟毒宣传，来人为表示“诚意”，不得不答应当天晚上就行动。10点左右，青救社迅速动员100多名中大学生整队出发了，其中就有一位积极要求进步的学生——江泽民（时为理工学院物理电工系二年级学生）。宣传队途经一所中学时，又动员了该校一部分住校生，总共200多人，到夫子庙打砸了几家烟馆，收缴了毒品、烟具，学生的行动得到了沿途群众的称赞。

 第二天，在多方面爱国反日力量的支持配合下，一场更大规模的反烟毒运动开始了。各校学生在国民大会堂门口整队出发，沿途不断有群众自动加入到队伍中来，清毒斗争人数增加到3?000多人。50多年后，江泽民同志在《忆厉恩虞同志》一文中回忆道：“在一个非常寒冷的夜晚，我们几千学生高呼禁毒口号，游行到夫子庙一带，冲砸了所有的鸦片烟馆，把醉生梦死的吸毒者揪了出来，其中不少是敌伪官员，还抄出了大量鸦片、毒品和烟具。我们在国民大会堂广场前焚烧收缴的鸦片、毒品和烟具，同学们围着熊熊的篝火，齐声高唱《毕业歌》……。在我们后面，日本宪兵队持枪列队，虎视眈眈地对着我们。大家悲愤满腔，情绪激昂，毫无畏惧。其情其景，大涨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也唤起了群众的觉醒。那个时刻，我不禁想起了鸦片战争的历史，想起了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想起了中国人民仍然生活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心情十分激动。”（江泽民：《忆厉恩虞同志》，《新华日报》1998年9月16日。）

就在那个寒冷的晚上，成立了“首都学生清毒总会”，推选厉恩虞和王嘉谟为正副会长。“清毒”这一深得民心的运动很快波及无锡、苏州、上海、北平，这些地区也掀起了“清毒运动”。有一天，日本宪兵队特高课找厉恩虞和王嘉谟谈话，他们巧妙地将责任全部推到林柏生的身上，特高课一时也无可奈何。

学校放寒假后，南京成立了“清毒运动寒假工作团”。1944年元月底，寒假工作团又邀约“干字运动实践会寒假生活营”两支队伍100多人，打抄了“白面大王”曹玉成家，从他家暗室里抄出大量海洛因，并将曹玉成绑至新街口广场，强迫他跪在孙中山铜像前，学生慷慨陈词，向围观的群众宣布曹玉成的罪行，焚毁了海洛因。并迫使汪伪政府枪毙了曹玉成。后来，南京的大中学生600多人又集体查抄了伪官员经常出入的中央饭店，抄出的烟土、烟具当场焚毁。“清毒运动”历时4个多月，其声势之大，影响之广，在当时的南京，甚至在整个沦陷区都是空前的。

在清毒运动中，组织者始终以林柏生为挡箭牌，但又不为其所制约。为此，日寇对汪伪政府施加压力，并开具黑名单，要逮捕清毒运动中的骨干分子。为了有理、有利、有节地打击敌人，清毒总会决定及时收兵，运动告一段落。在当时条件下，虽然不可能公开提出抗日的口号，但人们深知“打了烟馆，痛在日寇身上”；清除烟毒，符合人民大众抗日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