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高的成立和发展，到东大的创建和崛起，始终都处于学校核心位置者只有郭秉文一人。荜路蓝缕、惨淡经营、卓有建树，可说是郭秉文在南高、东大办学10年的真实写照。郭秉文长期担任南高、东大校长，因而有“东南大学之父”的赞誉。作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著名的教育家之一，他把办学方针归纳为一个“平”字：“平，是治学治事的最好的座右铭”。就大学教育而言，他认为应该力求达到“四个平衡”。（张其昀：《郭师秉文的办学方针》，《中央大学七十年》，1985年版，第75页。）
        （一） 通才与专才平衡

        郭秉文认为大学应培养多种类型的人才，设立多种学科，本科注重通才教育，不忽视应用；专科注重专才教育，不忽视基础，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但两者并非截然分开，所以，一所综合大学的优势也正在于通才与专才的相互调剂，“使通才不致于空疏，专才不致于狭隘”，而成为“平正通达的建国人才”。在这方面，南高、东大校长郭秉文(1919～1925年在任，实际自1915年起即参与主持校政)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1916.12～1927年在任）的观点并非完全一致。尽管蔡元培年长郭秉文11岁，但两人都是当时中国领导潮流的一流教育家，治校时间都长达10年之久，所执掌的又都是中国顶尖的高等学府，以致于“南高(东大)与北大并称”，“北大东大”隐隐然“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上两大支柱”。（张其昀：《郭师秉文的办学方针》，《中央大学七十年》，1985年版，第75页。）然而在办学方针或办学指导思想方面，两人却是见仁见智。蔡元培认为：“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而且“学”与“术”应有所区别，即“学”是学理，“术”是应用。所以办高等教育应正确定位、合理分工、科学命名，如工、农、医等“术”科要偏重于应用，宜称“高等专门学校”，文、理、法等“学”科要偏重于研究，可称“大学”；“高专”与“大学”只是分工的不同，没有层次的高低。故他在北大校长任内，就曾将北洋大学的法科归并于北大，而将北大的工科调入北洋大学，并停办了农科，而只设文理科与法科，意在使“大学”集中力量办好真正的“学”科。北大的学科设置后为不少大学所效仿。而郭秉文则认为，一所综合大学，可以既设偏重学理的学科，同时又设偏重应用的学科，两者互补，相得益彰。按照郭秉文的这一思想创建的东大既设置了文理、教育科，又设置了工、农、商科，学科之多，居全国之首。东大学生自办有《数理化杂志》、《史地学报》、《文哲学报》、《国学丛刊》、《教育汇刊》、《农业丛刊》、《工学丛刊》、《体育季刊》等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内容涉及数、理、化、文、史、哲、工、农、地、教育、体育等10多个学科，它们各有千秋，相互影响，使得整个校园都为深厚的学术氛围所笼罩。许多南高、东大毕业生都认为这种通才与专才相结合的教育使他们终身受益。

        （二） 人文与科学平衡

        人文与科学平衡，在这里有两层意思。第一是开办综合大学，需要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需要两大类学科的相互交叉和渗透。所以，东大的心理系，即同时属于“文理”和“教育”两科；生物系，同时隶属于“文理”和“农学”两科，旨在收到人文与科学相互利用对方优势、汲取对方长处、依赖对方支撑的实效。第二是，大学既要提倡民族精神、重视民族文化，又要吸收西方文明，重视科技新知。通过沟通和融合，使大学成为弘扬民族文化的基地，成为发展近代科学的重镇，成为中国文化与西方科学的有机结合部。当时，新文化运动风靡全国，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宣传“全盘西化”的腔调也愈来愈高。于是东大教授吴宓、梅光迪、胡先骕、柳诒徵、汤用彤、刘伯明、缪凤林等人创办了以“阐明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的《学衡》杂志（英文译作Critical Review）。该杂志很快便成了“风行全国，备受各方重视的重要刊物”。同时，近代中国第一个以“科学”标衔的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所创办的《科学》月刊也正在由南高、东大的教授们出版和传播着。耐人寻味的是，身为学衡派主将的胡先骕等人同时又是中国科学社的重要成员，这不能说不是对“人文与科学平衡”的一个生动诠释。

         （三） 师资与设备平衡

        郭秉文认为，大学教育当然以教师为第一，但是物质设备亦不容忽视。东大初建时，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就曾重点筹划改善教学科研的条件，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皆列入优先考虑的重大问题，图书馆、体育馆于1923年落成；而1927年竣工的专事研究的“科学馆”，则可能要算是当时中国大学的第一座科研楼。在经费奇缺、许多高校连薪金都难支付的20年代，东大能斥巨资兴馆建舍，既让人惊讶于学校的筹资有方，又让人钦佩办学者教育家的战略眼光。此外，学校还拥有农业实验场100余亩，租用农场3000余亩，争取到北极阁气象台、中央观象台、江宁测候所作为师生实验、实习的场所；并将玄武湖作为水生植物和鱼类的试验池；同时努力谋求理化实验室的充实和发展，并获得美国洛氏基金会资助。学校考虑到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信息中心，遂将商科大学建于上海。凡此种种规划与努力，目的均在改善教学和科研条件，培养各类合格人才。故南高、东大毕业学生，大多具有较厚实的基础和较娴熟的技能，为社会各界所倚重。

        （四） 国内与国际平衡

        郭秉文认为，东大不仅要成为中国教学、科研的中心，还应成为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中心。因为只有博取百家之长，广求世界知识，才能使学生放宽眼界，开拓心胸，广纳人类文明和智慧。所以东大每年必请多位国内外著名人士来校讲学或演讲。如1920年4月，美国教育界泰斗杜威，来校演讲《教育哲学》等，并与教育科师生进行多次座谈；同年10月，英国大哲学家罗素来校作了《关于哲学》的演讲；1924年，印度大文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来校作了《中印文明》的演讲；同期，美国著名教育家孟禄、德国新活力论创立者杜里舒等人，也曾来校考察和演讲。郭秉文希望藉此使东大师生调和文理、沟通中西，放眼世界、虚怀若谷，唯真是求、唯美力修，从而具备“钟山之崇高，玄武之恬静，大江之雄毅”这样一种“国士”的风度和气节。可以说，20年代的南高、东大已然成为我国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热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