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秉文

业绩评价

“孔雀东南飞”——郭秉文深谙办学之道首在广延名师。他留美六载，毕业于有“世界新教育中心”之称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曾任中国留美学生联合会主席，后来又几度出国考察高等教育，对欧美留学生的情况了解甚清。他往往是先拟出优秀中国留学生的名单，请欧美著名大学校方代为介绍，然后再与之进行交谈，甚至前往观察实验或旁听教学。对于具有真才实学者，他都千方百计“拉”过来，常常预付薪金，以作为留学生归国的“旅费”。当时，在美国成立的中国科学社聚集了一批中国留学生的精英，郭秉文认准这是一个“富矿”，遂数度诚邀其创始社员加盟南高师，共谋发展。他先将社长任鸿隽和主要发起人秉志、胡刚复、杨杏佛、过探先等请来学校，或委以重任，或待若上宾，同时又鼎力支持他们将“中国科学社”的大本营迁回国内、安扎在南高师，于是其他留学生便源源而来。胡适虽然没来南高师任教，但是他在回复郭秉文的信中所流露出来的“遗憾”却为教育界留下一段佳话：“如果不是蔡孑民(元培)先生和我早已有约在先，我一定会到南高师执教。因为，早已有好些位和我一同留美的同窗好友，如任鸿隽、陈衡哲、梅光迪等，都已经被您拉到南高师了。” 一时间，东南大学名师荟萃，俊彦云集，学人皆以受聘南高师、东大为荣，“孔雀东南飞”也成为教育界人士的热门话题。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在其所著《在华五十年》一书中写道：“郭秉文延揽了五十位留学生，每一位都精通他自己所教的学科。”北京大学教授梁和钧在其《记北大（东大附）》一文中更有点睛之笔：“北大以文史哲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然东大的文史哲教授，实不亚于北大。”因为“东大所延教授，皆一时之选”。郭秉文在任期内所聘任的著名教授有（农科包括生物系）：文科：刘伯明、汤用彤、陈衡哲（中国大学第一位女教授）、梅光迪、王伯沆、顾实、柳诒徵、蒋维乔、楼光来、钱基博、陈中凡、吴梅、王易、吴宓、孙本文、林天兰、张士一、陆志韦、凌冰、朱君毅、赛珍珠（Pear Buck，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李玛　理科：任鸿隽、胡刚复、熊正理、竺可桢、孙洪芬、张子高、熊庆来、王琏、叶企孙、何鲁、段调元、杨武之、曾昭抡、吴学周、钱宝琮教育科：陶行知、陈鹤琴、郑晓沧、廖世承、徐养秋、程其保、孟宪承、汪懋祖、李叔同农科：秉志、邹秉文、胡先马工科：茅以升、涂羽卿、沈祖玮商科：杨杏佛、孙本文、马寅初、李道南、沈兰清、胡明复、陈长桐、潘序伦、瞿季安、林振彬体育：卢颂恩、张信孚、麦克乐

“明日照常上课！” —— 南高师(即东大)的校址，就是因战乱而于辛亥年停办的两江师范学堂的原址，经过两次兵灾，门窗尽毁，房屋破烂，只有那座四方型的建筑物“口字房”等少数几幢校舍还像个样子，南高师便将口字房作为了图书馆和实验室用房。1923年12月1日凌晨，口字房因走电失火，扑救不及，木质结构的整座建筑化为灰烬，总计损失约40万银2元。生物系、物理系之实验设备、7万件动植物标本和3万多册图书包括稀世之宝利马窦所绘地图等均付之一炬，众多师生伤心落泪，有的更是号啕大哭。秉志教授闻讯晕倒，不省人事。郭秉文处变不惊，稳健地走上一处高坡，勉励师生勿过悲伤：“祸会福所依，火能毁之，我能建之。”“乌云过去，必大放光明，赖吾人自立奋斗”。并关照学生“各回寝室休息，明日照常上课!”此言一出，人心大稳。事后全校教职员在体育馆集会，柳治徵、邹秉文教授呼吁与校共度时艰，倡议教员各捐薪一月，获一致通过。学生自治会号召学生各捐助20银元，并组织义渲、队赴苏易常渲出筹款。郭秉文当即向政府申请拨款，但因财政几乎都贴到军火上去了，省公署无钱可拨。郭秉文便转而向美国洛克非勒基金会求援，洛氏基金会，派专家来华调查各大学的科学研究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东南大学在师资力量、科研水平等方面具有坚实的基础。于是，洛氏基金会一次捐赠20万美元，支持东大建造一座科学馆。建筑落成之时，又捐助仪器设备费用10万美元。这首开我国国立大学接受国外基金资助的先例，也使东南大学有了当时堪称全国一流的科学馆。

驳斥汪精卫 ——1925年1月6日，有“东南大学之父”之称、在中国教育界正如日中天的郭秉文，突然被段祺瑞执政的北洋政府免去了校长职务。一时间，舆论大哗，朝野震惊，遂在东南大学掀起了一场“易长风潮”。对于郭秉文的被免职，多数人大惑不解，就连郭秉文本人也莫知所以。虽然郭秉文为了学校的生存，与直系的江苏督军齐燮元的关系较为密切，但郭秉文“学者不干预政治”、“学者不党”的主张是人所共知的呀!直到2月上旬《京报》把吴稚晖给邵飘萍的信登了出来，大家才弄明白，原来是吴稚晖、汪精卫、李石曾等国民党人的主张，说郭秉文是“教育界的吴佩孚”，属于“直系人物”。而此时经过第二次直奉大战，直系军阀已悉数倒台，于是便有人出来赶直系“学”阀下台了。说郭秉文是“教育界的吴佩孚”只是一种借口，真正的原因是郭秉文与身为东大教授的国民党员杨杏佛矛盾激化所致。因为杨杏佛秉性耿直，对郭秉文的工作常加指责，言语尖刻，因此郭杨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直奉大战之后，打了胜仗的奉系首领张作霖和在前线倒戈的原直系将领冯玉祥为防止吴佩孚东山再起和稳定大局，一方面请皖系首领段祺瑞出山，暂掌北京政权；一方面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因此，国民党中的一些上层人物，如汪精卫、吴稚晖等人，在这段时间里与段祺瑞等人打得火热，说出来的话自然也很有份量。2月中旬，《民国日报》又登出了一封汪精卫答复东大学生的公开信。他在信中说：“郭与齐(燮元)之关系，齐未败时郭未尝讳言，即就郭平日与铭(汪精卫自称)所言，亦自谓参与齐督外交机要也。”汪精卫的这封信把本来还认为“公道自在人心，原不必斤斤计较”的郭秉文惹恼了，他立即于2月21日发表了驳斥汪精卫的公开信：“文(郭秉文自称)与足下，自1919年同船赴美后，绝未再面，何来‘即就郭平日与铭所言’？如此说在1919年同船赴美之时，则东大尚未诞生，苏督系李(纯)非齐(燮元)，何至有参与齐督外交机要之谈话?若此函果为足下所写，空中楼阁，窃为足下不取也。”这封信弄得汪精卫既有“自套近乎”之窘，又有信口雌黄之嫌，落了个灰头土脸。紧接着，郭秉文又将了汪精卫一军，既是叫他难以收场，更是为自己讨个清白：“文以为足下平时之人格，决无此言。尚祈将《民国日报》所登足下原函明示，即可证是否足下所发，以释群疑。”结果是，再也没有下文。有资料表明，汪精卫之所以如此起劲地拱郭秉文下台，实际上是自己想当东南大学的校长，只是后来形势有变，未能如愿。而郭秉文也于当月挂冠而去，先是赴美考察教育，接着就到英国参加世界教育会议去了。

校友回忆（作者: 曹文彦选自《中大校友通讯》）——郭秉文老师的晚年，充满活力乐观前进。鸿声师得天独厚，摄生有道，老而弥壮，获享遐龄。他一生办学、从政，献身祖国，服务世界自民国三年起以迄三十六年退休，三十余年的事功，将有陈述记载。我所要叙述的将根据我自拜识鸿声后直到他谢世十二年内，尤其我任驻美文化参事六年内，沭受薰陶的亲身经历，而写出他晚景的片段。人到暮年，一般说起来，是十分凄凉的。史记刺客列传载燕太子丹因图国事下交“智深而勇沈”的田光。田光很坦白的对他说：“臣闻骐骥盛壮之时，一日而驰千里；至其衰老，驽马先之。今太子闻光盛壮之时，不知臣精已消亡矣！”他转荐荆轲后，只得自刎以报太子。青春不驻，人事无常；到后来血气就衰，虽志在千里而力不从心。回首鼎盛豪放之年，谁能不与田光同声一哭。可是鸿声师给我的印象绝对没有迟暮悲凉的成分。我拜识鸿声师的时候他已七十有七；其后十二年内，追随聆教，杯酒言欢，不可胜数。除在最后两三年，因困于疾病，心境较为黯淡以外，其日常行止音容一如壮盛之时，充满多量的活力，并具有乐观前进的气慨。

士林泰斗众望所归

我于民国四十六年六月十八日携眷飞往华府，筹设驻美文化参事处。三年前（四十三年）教育部部长张晓峰以留美学生众多，应予辅导，而中美文化之联系，亦亟须增进，当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纽约成立“教育部在美教育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以下简称顾委会），聘请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十四人为委员，梅氏为主任委员，程其保为执行秘书。我受任为文化参事的时候，晓峰即主张改组顾委会，主要项目包括（一）委员名额增至三十五人至五十五人；（二）设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七人至九人，任期两年，均为无给职；（三）常务委员会每半年举行一次，其职掌为计划及审议有关在美教育文化各项事宜；（四）一切实际业务统由驻美文化参事处办理，文化参事兼任顾委会秘书；（五）顾委会与文化参事处合署办公。改组后顾委会委员，常务委员，尤其主任委员人选，晓峰先生都曾经过一番精密的考虑，然后提请政院核聘。常务委员有于斌、胡适、陈立夫、吴经熊、何浩若、薛光前、顾毓琇、程其保、朱抚松等九人。委员有毛振翔、李书华、林语堂、赵元任等三十八人。最重要的当然是主任委员。鸿声师在留美我国学人中，可以说是士林泰斗，众望所归，只有他才配尊奉于宝塔顶上。

我于四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晚间拜谒鸿声师于其寓所，在康州大道一大公寓之内，该大公寓名（The Broadmoor Apartments），亲递张其昀部长晓峰手札，并将顾委会文参处有关文件一一呈阅。初见印象事后记述如下：“是晚倾谈甚欢。鸿师年逾古稀而精神矍铄，摄养有道不可及也。” 鸿声师于大战甫告结束后任联合国救济总署副署长兼秘书长，名位功业，可云登峰造极。一九四七年（民国三十六年）救济总署宣告结束，他亦决意退休，时已六十有七。退休后置庐于上述大公寓，深居简出，久而几为世人所淡忘。许多在小学时代即已耳闻鸿师大名的人都以为他已不在人间，等到晋谒的时候，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赞叹：“望之如五十许人！”

多饮一杯满不在乎

鸿声师在他于一九六六年得病以前，的确显得年轻。发虽稀而不秃，且无一根是白的。身高虽不满五尺四寸，但因四面圆颐丰，眉目开朗，走路时腰骨笔挺，步履稳健，所以既不嫌其矮，也不见老。我们晚一辈的人为了敬老起见，过街时总要用手挽扶他。但你千万不可这样做，因为他准会却之若浼，似乎怪你对他的能力缺乏了信心。我们晚一辈的人，也总喜欢用“老”字加在他之上，挂在口头以示尊敬之意，但你也千万不可这样称他，这是我以后才知道的。（崔存璘兄是鸿声师的外甥女婿，可是经常称他为P．W．郭大哥，他似乎反为高兴。）

我一开始就尊他为老师，照常理这是他不喜欢听的。事实上他是我老师的老师，应当是太老师。我一生教过我书的虽不少，但始终执子弟礼的只有谢冠生与张晓峰二人而已。我尊郭鸿声为老师，表示有自投门墙的意思，这一点彼此心照，他也显得乐于接受。记得有一天他把一册精装的手册拿出来给我看，原来是避秦于台港两地南高东大时代的学生对他的赠辞，列名者约二百人。他示意要我也把名字列上，因此正式完成了师生关系手续。

鸿声师的晚年不仅显得年轻，而且他在主观方面无论对人、对物、对事一概保有年轻人正常的态度。年老人对人的态度，偏于孤独而且不耐烦嚣，但鸿声师是最好合群的。要是你请他餐叙他准会笑逐颜开，而且在宴会场中风度一如年少。要是他请你餐叙，在筵席樽俎间他是一个标准的主人，尤其是男女同席，屐旧交错的场合，他的兴致必然是十分浓厚的。要是有女宾向他挑战，多饮一杯半杯，他是满不在乎的。

开会欢聚心情畅快

年老人对物的态度往往趋于贪得而吝啬，所以孔子说：“及其老也，血气败衰，戒之在得。”可是鸿声师始终宽厚仁慈，乐善好施，而于取舍之间是十分谨严的。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说：“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苏东坡引申孟子那句话也说：“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我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关于孔孟对物的教训，鸿声师，就我所知，都轻易地做到了。至于老年人对事的态度，一般都抱著多做一事不如少做一事的主张，暮气深沈，罕有振作。但鸿声师是喜欢做事的，而且无论大小各事，只要他认为值得做，他必尽可能做得十全十美。

如上所述，我于四十六年六月十八日抵华府，七月一日即正式成立驻美文化参事处。教育部在美文化教育事业顾问委员会组织规程，亦于同年八月奉行政院核准修正。照该项规程第二条之规定，顾委会之任务为计划及审议：（一）关于中华教育文化合作事项；（二）关于旅美学人之调查联系事项；（三）关于旅美学生之调查与辅导事项。因为执地机构为文化参事处，而文化参事处又兼为顾委会秘书，又因为顾委会主委与文化参事合署办公，所以鸿师与我公谊私交乃日趋密切。

顾委会的重心在常务委员会，但因半年仅开会一次，而开会时提案多半由文参处在主任委员指导之下事先准备，故实际重心则在鸿师与我两人身上。我在文化参事任内追随鸿师六年之间，深知他绝不好高骛远，而陷于空疏。反之，凡有计议，他必衡量财力、人力，以及其他必需考虑的因素，以期议而能决，决而能行。因此秉承他的意旨而准备提案，都能顺利通过，而事后也很少遭遇到执行上的困难，这是值得回忆的。尤其值得回忆的是每次开会的时候，因为常务委员都是交谊很深的朋友，平时叙晤不易，趁开会的那天欢聚一堂，所以鸿师当时的心情必然是十分畅快的。

守时守约以大事小

文化参事处成立后，与顾委会合署办公，鸿师每周来会至少两次。举凡重要事务，无不一一向其报告，而他的意见与指示都是很有助益的。中午陪鸿师驱车到康州大道我们常去的餐馆同进午餐，鸿师健饭，能尽三道，自汤吃起，以至正菜、点心。我们边吃边谈，谈得高兴，吃得也有滋味。餐后驱车送他返寓，又盼望下一次餐叙的来临。六年任内每周总有两次同进午餐，习以为常。现在经过康州大道，尤其重到当年常去的餐馆，立刻就有一种物在人亡的感伤。

说到鸿师生前交友之道，照我看来，有两点是我们晚一辈的人应当效法的：第一是他守时守约的精神，第二是以大事小的风度。这两者他都做得十分的自然，毫无矫揉造作的痕迹。鸿声师守时守约的精神是无人可及的。你跟他约好时间，他准会先你而到，万无一失，常常教我想起黄石公与张子房的故事。这事使我们晚一辈的人深感汗惭。华府国人孺子可教的只有曹李競先，我的太太。她跟鸿师学得很到家，有时甚至守时得太过分，如宴会时抢先早到，主人返而措手不及，故有“競先”之讥，但鸿师以为类己而美之。

鸿声师守时守约的习惯做得十分的雍容闲雅，绝无紧张仓卒情事。这是由于他老人家服膺而奉行他自己定下的箴规：“急在事先，事到就显得从容了。”原来他在赴约前早已把地址、时间，与会人的姓名略历，计议事件有关资料都一一弄清楚了，或带在身边了，到时候当然不必紧张而从容赴会了。

其次说到鸿师以大事小的风度。他在留美学人中德望之隆首屈一指；在华府他的寓所是我国名流游美者的“圣地”。当你第一次晋谒的时候，你准会为他那种谦恭下士，平易近人的风度所折服，以后不论你晋谒多少次，他的风度始终如一。

老当益壮秘诀散步

据我个人这许多年的经验，与他相交，其淡如水，但久而弥敬；其关键在一“常”字，因为他的风度是历久不变的。当他知道我要去看望他的时候，他必早在寓所门口等候了。一进门，他必敬酒点心。他知道我喜欢白兰地，连我偏爱的牌子他也知道。（照理白兰地是饭后饮的，但我不论什么时候，酒非白兰地不饮。我喜欢烈性的酒，而烈性的酒多半是麦酿成的，只有白兰地是葡萄酿成，少饮对身体的健康有益。）我也知道他喜欢饮的酒。他不喜欢饮烈性的酒，而喜欢甜酒如甜雪瑞（Sherry因西班牙之产地而得名），如杜庞耐（Dubonnet略加香料之甜酒，以产于法国者为最著），如曼哈坦Manhattan混合酒之一种，较纯威士忌略为温和。他饮酒一如其为人，举杯轻，而入口深，潇洒飘逸，兴致盎然。但他从不豪饮，也不强人多饮；乐在其中，适可而止。等到我告辞的时候，他必托辞散步一直陪我到公寓的大门口，恭送如仪。

提到散步，我想这是鸿师老当益壮的秘决之一。我到华府后不久，他在公寓前面广大的草地上种两株木兰（Magnolia）。初植时高仅数尺的木兰，几年后日长夜大，秀发而成为庭前玉树。春时巨叶如盤，白兰盈碗，鸿师或徘徊或伫立其手植的木兰旁边，使我想起陶渊明“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显然，鸿师养生处世之道，宅心温和敦厚，持躬宁静淡泊，深得道家反诸自然之妙。可是在做事方面，始终是积极的，关于这一点，他实已得儒家哲学之真传。

孔子教义深切体会

驻美文化参事处成立后不久，鸿声师与我在每周两次午餐时谈话的主题，遂渐集中到如何加强中美文化交流，如何增进中美帮谊两个相连的问题之上。鸿声师曾于民国十五年会同美国教育家孟罗博士创办华美协进社于纽约，并任该社首任社长。因此他主张在华府筹设类似性质的社团，即以社团名义对外活动。对于这一点，我立即表示赞同。第一、因为外交活动应当采取不同的方式，单凭官方活动，其效果就受了限制。第二、因为文化方面的工作，在许多场合之下如果太正式，太刻板，反而得不到预期的效果。第三、因为当时艾森豪政府在外交上正高唱国民外交（People to People）的口号，鸿师之议，正合时宜。可是我较鸿师晚了一个时代，在具体计划上，我与他就不免有相当的距离。我主张在草创的时候应妥筹经费，广收会员，并设法租赁或自建一所像样的会址，设立华学研究中心，出版定刊物等等。鸿师以为像这样好高鹜远的计划，将使飞机永远停在机场上无法起飞。最后决定照他实事求是稳扎稳打的办法，于一九五八年（四十七年）四月二十日初步成立中美文化委员会（Sino-American Cultural Committee）。委员共十三人，推美国著名汉学家恒慕义博士（Dr.Arthur W.Hummel）为主席，鸿师为副主席，我为执行秘书，文化参事处助理文化专员鲍幼玉为助理秘书。迄至一九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才改组为中美文化协会（Sino-American Cultural Society），并于翌年（一九六○）二月十日正式登记为社团法人。仍推恒慕义博士为会长，迨其两年任期届满后该会始正式推鸿师为会长。

中美文化协会自初设委员会开始，即遭遇到人力物力的困难，但鸿师一经发动，冯其毅力，鼓勇前进，始终不懈。我们不得不认为这是儒家的传统精神。记得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日委员会初成立那一天，恒慕义博士别指出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他的一番话当时曾详为记录，其文字并经鸿师核正，存卷。可见他对孔子教义确有深切的体会。

游刃有余目无全牛

儒家伦理哲学尽管有汉学宋学之争，宋儒学派又尽管有程朱、陆王之别，但上溯孔孟，传薪宋儒，以迄于今关于行事方面，都著重义利之办，事功之分。事不论大小，在行之前，所应考虑的是义不是利。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孟子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是正其谊（谊与义同）不计其利的意思。至于事后的功效或效果与事的本身，不一定可以并为一谈。每行一事，未行之前抉择在我，既行之后，纵使使鞠躬尽瘁，未必皆见功效，或竟一无所成，因为事的功效往往决之于天时、地利、人和等外在的因素而非行事者所能左右。因此儒家传统精神，在行事方面，只问事之当行与否，成败利钝在所不计。孔子一生悽悽遑遑，“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圣人行事最好的楷模。

中美文化协会，虽不必以其功效来衡量它的价值，但在鸿师领导之下，该会的确做了不少的事。虽然人力物力出于文化参事处，而各项活动发动指示者是鸿师，届时莅场出面与世相见者也是鸿师。文化协会草创之始，以迄我于一九六三年春间卸任为止，通讯名册内已列有中美人士五百余人（该会无正式会员）。其经办各种有关文化及国民外交活动。包括国画展览，国乐演奏，平剧公演，编印留美学生博士论文目录，刊出宣传小册，协办一年一度的中美文化关系圆桌会议，及经常举办中美友谊聚餐会等，不一而足。对这些不同型态的各项活动，鸿师事先必策划周详，缓急先后各有安排，因此秩序井然，有条不紊。

前文提到鸿师奉行他自己定下的箴规：“急在事先，事到时就显得从容了。”这一句看来似乎平淡的遗教，是他一生成功的秘诀，也是我们后死者所应当服膺而奉行的。一般人都抱着“船到桥头自会直”的态度，把今日应当做的事推到明天，但明天还有明天，逐目拖延，得过且过；等到事到眼前，必致手足无措，一败涂地。鸿师不仅守时守约从容不迫，而他处理任何事件也同样显得从容不迫。原来他最喜未雨绸缪，把一切可能发生的问题，把一切可能想像到的细节，都早经仔细推敲，妥为部署。因此在实际应付或处置的时候，就显得雍容闲雅，正如庄子所说：“游刃有余，目无全牛”。

庄敬和穆言辞动听

提到中美文化协会主办的友谊餐会，凡是参加过的中美人士对鸿师那种庄敬和穆的仪容，与其娓娓动听的言辞，必将永留心田。友谊聚餐会，迄至一九六六年七月六日，（这次为欢迎张晓峰而举行）一共举行了三十一次。（以后几次，因鸿师在病中，不能亲为主持，就显得冷落了。）照我看来，最出色的一晚，也是我最难忘的一晚，是一九六○年九月一日在华府北京楼举行第七次友谊聚餐会的那一晚。当时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在华府双橡园举行年会，到会者有董事长蒋梦麟等多人，故鸿师主张举行一个盛大的聚餐会以示欢迎之意。那一晚北京楼设了二十席，中美仁女济济一堂，欢声洋溢。

贵宾坐的一席我单提当代名流将梦麟、胡适之、顾少川、蒋廷黼四位，再加主人鸿声师，已够响亮。我当时有一感想：这五个人的事业合起来岂不是一部现代中国史么？差不多吃到最后一道菜的时候，主人起立用英文致辞，并首先介绍蒋梦麟。梦麟带有绍兴音的英文虽不敢恭维，但所说的话却都是很得体的。那天晚上蒋廷黼曾否说话，我可记不清楚，如果他说了话，那末他带有硬绷绷湖南口音的英文，更不敢恭维。顾少川的英文可以说是英王的英文，无论造句发音都很够标准。大名鼎鼎胡适之的英文可以说是学人的英文，所说的如果写下来，必然琅琅可诵。可是他们两人总不及鸿师的英文说得自然。

演说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原则，不在如何修饰演辞的本身，而在如何使演讲者与听众打成一片。这一点鸿师完全做到了。他以八十高龄，但凭记忆，口述每一贵宾的履历，如数家珍，全场为之惊奇。他的姿态，雍容闲雅，不慌不忙；他的声调，抑扬顿挫，徐疾有度。他给予听众的印象，彷佛好友相逢，斗室晤对，尽可以互诉款曲。而且他所用的辞句，简单明了，完全是谈话式的英文，因此他必然能够把他的心与听众的心熔于一炉。

红日西斜反射光辉

表面看起来，似乎他做得十分自然，毫不费力。只有郭师母和我知道，鸿师至少化了整整一个星期在寓所内把他所要说的话不知预演了多少次。让我再说一遍，事无论大小他经常奉行他自己定下的箴规：“急在事先，事到时就显得从容了。” 声师以其桑榆晚景致力于顾委会，致力于中美文化协会；所有工作，都力求其完善，从无草率敷衍情事。这一段时期在他一生中好像红日西斜还能在地平线上反射灿烂的光辉。自一九五七年夏间至一九六三年初六年内，据我所知，他是十分快乐的。而这六年，就我个人而言，也是一生最值得追念的。孔子说：“毋友不如己者。”这是就德行品学而言。结交一个远胜于己的人，可以“见贤思齐”，“如人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我敬爱他的心情，他是很清楚的，而他对我的关切，我也十分感激。现在他已不在人间，他与我的关系，还有一点我想在本文结束前予以追述，使读者对鸿师的为人有更深切的认识。鸿师生前言行一致的美德是值得称扬的，孙子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又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鸿师生前从不轻诺，既诺必行，行必果，仿佛帮会中人“闲话一句”就算数，其实是儒家薪传的美德之一。记得我于一九三六年初奉令调教育部的时候，鸿师确曾因此受到相当的刺激。当时他曾跟我说：“我要同你共进退。”此后每次同进午餐，他又同样的说了几遍。他是我的尊长，只有可以同他共进退，决没有他同我共进退的道理。可是他说到做到，我于交卸前他就不再来文参处，也拒收文参处按月所发顾委会主任委员的车马费，几次送去，都坚决退回。由此可见鸿师言行有古大儒之风，而其取舍的界线，尤为谨严。这事固可窥鸿师生前德行的一班，但就私交而言，他对我的偏爱是很显然的。

风流遗韵宇宙同春

一九六九年寒假我返华府度岁，于十二月二十日拜访郭师母。临别，她跟我说：“你知道，你任文化参事那六年是郭先生晚年最快乐的一段，以后就逐渐的不行了！……”她无法再说下去，因为她必然想到鸿师谢世前两三年内久困于病的黯影。于是她的眼泪突然的掉下来。

哲人虽已萎谢，而流风遗韵必将与宇宙同春。为了追忆鸿师，我用极平淡的辞句以白话的体裁写了一首无韵的诗以结束本文。

“让轻舟随波浮泛/不须防恶浪怒涛/这原是一泓/平静的春水/且倚枕漫声/浅唱低吟/飘飘然神游太极/这原是一篇/隽永的诗歌/敬之而爱之弥深/但可望而不可及/人物像他/当今能有多少/几世再得一见/他原是造物者特塑的典型。 ”